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暮春时节，案头的《论语》已被翻得边角微卷。无意间再次读到哀公与有若的那段对话，寥寥数语，却如古钟长鸣，在心头漾开层层涟漪。“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鲁哀公的焦灼穿越千年，依然能让人体会到执政者面对民生困境时的茫然；而有若那句 “盍彻乎？” 的反问，以及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的应答，恰似一束穿透迷雾的光，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密码。这不仅仅是两千多年前君臣间的一次问答，更是一场关于治理本质、民生与国运关系的深刻思辨，其智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验证，至今仍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要真正理解这段对话的分量，首先需回溯其诞生的时代背景。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程度已远超后人想象，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秩序彻底崩塌，取而代之的是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乃至 “陪臣执国命” 的混乱局面。诸侯争霸的战火绵延不绝，仅《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间的战争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次。鲁国作为孔子的故乡，虽地处东方、保留了较多周制遗存，却也深陷时代洪流 —— 内部三桓专权，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外部则面临齐国、晋国的挤压，国力日渐衰微。鲁哀公在位的二十七年（公元前 494 年 — 公元前 468 年），正是鲁国最为艰难的时期：公元前 484 年，鲁国在艾陵之战中被齐国击败，损失惨重；公元前 479 年，孔子逝世，鲁国失去了精神支柱；公室财政空虚到了极点，为维持统治、支付战争开支与贵族俸禄，只能向百姓横征暴敛。
“年饥，用不足” 六个字，背后是触目惊心的民生惨状。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本就不高，而频繁的战争、繁重的徭役又导致大量农田荒芜。据《春秋》记载，鲁哀公在位期间，鲁国曾多次遭遇水旱灾害与蝗灾：公元前 483 年 “大旱”，公元前 478 年 “螽”（蝗灾），公元前 477 年 “大旱”。天灾人祸叠加，百姓颗粒无收，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哀公所说的 “二，吾犹不足”，并非虚言 —— 当时鲁国实行的 “什二税”，即百姓需将收获的二分之一上缴公室，这在春秋各国中已是极为苛刻的税率。要知道，即便是以残暴着称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前的税率也不过 “什一之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剥削，让百姓陷入绝境：《左传》记载，鲁哀公时期，鲁国境内 “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许多百姓为逃避赋税与饥荒，纷纷逃到邻国，导致鲁国人口锐减。而人口的流失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形成 “赋税加重 — 百姓逃亡 — 税源枯竭 — 赋税更重” 的恶性循环，这正是哀公困惑的根源。
有若的应答，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与经济智慧。“盍彻乎？” 这里的 “彻”，是周代初年实行的什一税制，即百姓只需缴纳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这一税制源于周人 “明德慎罚” 的治国理念，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其核心是 “取民有度”，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不损害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在哀公看来，征收一半赋税尚且不足，为何要反而降低税率？这恰恰反映了统治者与有识之士在治理逻辑上的根本分歧。哀公的思维，是典型的 “急功近利” 的单向思维 —— 他只看到了赋税的直接收入，却忽视了百姓的生产能力与承受限度；只关注公室的短期用度，却无视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有若的思维，则是 “标本兼治” 的辩证思维：他认识到百姓才是国家财富的根本源泉，就像树木的根系，只有根系发达、养分充足，树木才能枝繁叶茂；如果为了获取果实而砍断根系，最终只会导致树木枯萎。这种思维差异，本质上是对 “君” 与 “民” 关系的不同认知：哀主将百姓视为 “予取予求” 的剥削对象，而有若则将百姓视为国家的根基、执政的基础。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话以简洁有力的反问，道出了君民相依、休戚与共的深刻道理。要理解这一道理，需从春秋时期的经济结构入手。当时的社会以农业为根本，百姓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 据《汉书?食货志》估算，战国时期一个农民耕种百亩土地，一年的粮食产量约为百石，扣除自身消费与种子，可剩余约三十石用于缴纳赋税。如果实行什二税，百姓需缴纳二十石，自身剩余仅十石，难以维持再生产，更无力应对天灾；而实行什一税，百姓只需缴纳十石，剩余二十石，既能保证家庭温饱，又能留存种子与储备粮，来年便能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自然会随之增长。反之，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缴纳的赋税超过其承受能力，就会出现 “民穷财尽，上下交征利” 的局面：百姓为了生存，要么放弃耕作、逃荒流亡，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当田地荒芜、人口锐减，国家的赋税来源自然会枯竭，即便想要征收高额赋税，也将无民可征、无财可取。
有若的这一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对周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与继承。周人在推翻殷商统治后，深刻反思了殷商灭亡的教训 —— 商纣王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最终导致 “民不堪命，乃引而望，隐而观之”，最终被周武王击败。因此，周初的统治者推行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的政策，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代的赋税制度 “以时敷财赋”，即根据年成好坏调整赋税：丰年收什一税，中年收什二税，荒年则免征赋税。这种灵活的赋税政策，既保证了百姓的生存权，又维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周王朝得以延续八百年之久。有若作为孔子的弟子，深受儒家 “仁政” 思想的影响，他的应答正是对周代治国智慧的继承与发展，将 “民为邦本” 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治国策略。
回顾中国历史，无数事实都在印证着有若的智慧。西汉初年的 “文景之治”，便是 “藏富于民” 理念的典范。秦末战乱持续了八年，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人口从秦代的约两千万锐减至汉初的不足千万，大量农田荒芜，经济濒临崩溃。《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连天子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坐牛车，百姓更是一无所有。面对如此困境，汉高祖刘邦采纳萧何的建议，推行 “什五税一” 的轻税政策，即百姓只需缴纳收获的十五分之一作为赋税，同时免除战乱期间的徭役。到了汉文帝时期，进一步降低赋税：公元前 178 年，下令 “除田之租税”，免除全部田租；公元前 167 年，再次 “除田租税之半”，恢复什一税。汉景帝继位后，延续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将田租稳定在 “三十税一”，即税率仅为 3.3%。
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时期，百姓 “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百姓家家富足，城乡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国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汉武帝初年，国家财政已十分充盈：“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京城国库中的铜钱堆积如山，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无法清点；太仓中的粮食逐年累积，露天堆放，以至于腐烂变质。正是凭借文景时期积累的雄厚国力，汉武帝才能北击匈奴、开通西域、治理黄河，创造出一代盛世。
反之，那些无视民本思想、横征暴敛的王朝，往往都难逃覆灭的命运。秦代统一六国后，本应与民休息，却推行了一系列苛政：赋税高达 “什三税”（税率 30%），远超百姓承受能力；徭役繁重到了极点，据估算，秦代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而常年服役的民夫就多达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的 15%—— 修建长城征调了四十万人，修建阿房宫征调了七十万人，修建秦始皇陵征调了七十万人，北击匈奴征调了三十万人，南戍五岭征调了五十万人。如此沉重的负担，让百姓 “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提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口号，天下百姓纷纷响应，仅仅两年时间，强大的秦王朝便土崩瓦解。
隋炀帝时期的覆灭，更是对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的生动注解。隋炀帝在位期间，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为了巡游江南，征调百万民夫开凿大运河，历时六年，“役死者什四五”；为了炫耀国力，三征高句丽，每次征调兵力都超过百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修建洛阳城与西苑，征调民夫数百万，“死者相枕于道”。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让百姓陷入绝境：《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百姓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馑；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许多地区出现了 “人相食” 的惨状。最终，公元 611 年，王薄在长白山起义，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杀死，隋王朝仅存在三十八年便灭亡。这些历史的兴衰更替，以血的教训证明了有若思想的正确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根本的国力。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若的这一思想不断被后世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要谋士，多次以民本思想劝谏太宗。在着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写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他以 “水” 比喻百姓，以 “舟” 比喻君主，强调百姓既能拥戴君主，也能推翻君主，提醒太宗要重视民生、体恤百姓。唐太宗李世民深受触动，提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着名论断，并将其作为治国的根本准则。他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田租定为 “三十税一”，延续汉制；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多次下令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让百姓能够 “耕有其田”。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唐代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出现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局面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年间，“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祥和。
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其具体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争议，但其中 “方田均税法”“青苗法” 等政策，其初衷也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体现了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官僚贵族则享有免税特权，导致国家赋税来源减少，百姓负担加重。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通过整顿赋税制度，实现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方田均税法” 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按土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级，根据等级确定赋税额度，这一政策有效遏制了地主豪强的逃税行为，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青苗法” 规定，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收获后农民再连本带利偿还，这一政策旨在打击高利贷者，帮助农民度过难关。虽然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执行不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王安石的初衷 —— 兼顾百姓利益与国家财政 —— 与有若的 “民足则君足” 思想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也都注重减轻赋税、鼓励生产。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百姓疾苦，提出 “阜民之财，息民之力” 的治国理念。他推行 “什一税”，并多次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下令清查土地，编制《鱼鳞图册》，明确土地归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鼓励垦荒，规定 “垦荒田亩，永不起科”，即新开垦的土地永远免征赋税。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明朝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了 “洪武之治” 的局面。清朝康熙皇帝推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公元 1712 年，康熙下令，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基数，此后新增的人口不再征收人头税。这一政策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雍正皇帝继位后，进一步实行 “摊丁入亩” 政策，将人头税并入田赋中，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这一政策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清实录》记载，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人口从康熙初年的一亿左右增长到乾隆末年的三亿多，国家财政收入也持续增长，实现了 “民富国强” 的局面。
进入现代社会，虽然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百姓足则君足” 的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民” 的范围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古代的农民，而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等全体社会成员；“足” 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富足，还包括精神文化的满足、社会保障的完善、发展机会的均等、权利的充分实现。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理理念，与有若的民本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中国的治理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将民生福祉放在首位。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和政府着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土地改革，让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 “大锅饭”，让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到 2020 年底，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正是对 “百姓足则君足” 思想的生动实践 —— 通过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百姓足则君足” 的理念，与现代经济学中的 “消费拉动增长” 理论有着深刻的契合。现代经济学认为，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消费是最基础、最稳定的动力。百姓富足了，才有能力进行消费，消费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生产的扩大，促进就业的增加，推动产业的升级，从而形成 “消费增长 — 生产扩大 — 就业增加 — 收入提高 — 消费再增长” 的良性循环。反之，如果百姓收入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市场就会陷入低迷，生产就会过剩，经济增长就会失去动力。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成为农村家庭的消费热点，带动了轻工业的发展；90 年代，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带动了家电产业的崛起；进入 21 世纪，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汽车、住房、旅游、教育、医疗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带动了汽车产业、房地产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元，比 1978 年增长了近60 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元，比 1978 年增长了近 40 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提升，2023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一数据充分证明，百姓的富足与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有若 “百姓足则君足” 的思想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呼应。
在社会治理层面，“百姓足则君足” 的理念，提醒我们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与民生保障的全面性。现代社会的 “足”，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富足，而是涵盖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多个维度的民生保障体系。如果这些领域的保障不足，即便百姓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也会因 “后顾之忧” 而不敢消费、不愿消费，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