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子路》篇中，记载了一段关乎治理智慧的经典对话：“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仲弓，名冉雍，字仲弓，是孔子弟子中以德行着称的贤者，孔子曾盛赞“雍也可使南面”，认定其具备担当一方治理的卓越资质。当仲弓出任季氏家宰，肩负起具体的治理职责时，其问政并非空泛的理论探寻，而是立足履职实践的现实求索。孔子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九字作答，精准勾勒出基层治理的核心框架；面对仲弓关于“如何识举贤才”的追问，孔子又以“举尔所知”的质朴回应，点明了贤才选拔的实践路径。这段对话虽篇幅精炼，却浓缩了儒家治道的核心要义，既蕴含着对治理秩序的构建智慧，也体现着对人性本真的深刻洞察，穿越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沉淀，依然为当代社会治理、组织管理乃至个人履职提供着不竭的思想滋养。
要真正领悟孔子这一治道思想的深刻内涵，首先需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人物特质中审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卿大夫之家的治理也面临诸多困境——权责不清、吏治松弛、人才匮乏、刑罚严苛等问题交织，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尖锐。仲弓所辅佐的季氏，是鲁国的权臣家族，虽手握实权，却也面临着家族内部管理混乱、与其他卿大夫势力纷争不断、对百姓治理失当等诸多挑战。仲弓性情沉静宽厚，德行高尚，具备极强的责任心与执行力，但作为初任要职的治理者，其核心困惑在于：如何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建立有序的治理体系？如何平衡严苛管理与人心凝聚的关系？如何选拔合适的人才助力治理实践？
孔子的回答，恰恰精准回应了仲弓的核心困惑，也契合了春秋末期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者并非孤立的治理举措，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先有司”是确立治理秩序的前提，核心在于明确权责、规范流程；“赦小过”是凝聚治理合力的关键，核心在于包容容错、体恤人心；“举贤才”是保障治理成效的根本，核心在于任人唯贤、激发活力。而“举尔所知”的回应，则打破了贤才选拔的认知困境，将宏大的人才选拔命题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行动，彰显了儒家治道“务实笃行”的鲜明特质。深入拆解这一治道体系的核心内涵，厘清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不仅能让我们读懂儒家治道的精髓，更能为当代治理实践提供可借鉴的智慧与方法。
孔子的治道思想，始终以“仁”为核心底色，以“礼”为秩序保障，而“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正是“仁政”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落地。相较于法家强调的严刑峻法、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儒家的治道更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更强调“权责对等”的秩序构建，更注重“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无论是古代卿大夫之家的家宰治理，还是当代的基层社区治理、组织管理，其核心矛盾始终是“秩序构建”与“人心凝聚”的平衡，而孔子提出的这九字箴言，恰恰为化解这一矛盾提供了精准的解决方案。从“先有司”的秩序规范，到“赦小过”的人心包容，再到“举贤才”的活力激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治理闭环，体现了儒家治道“标本兼治”的深刻智慧。
何为“先有司”？在儒家治道语境中，“先有司”并非简单的“率先垂范”，而是指治理者在履职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各级官吏（有司）的职责权限，建立规范的治理流程，确保各项事务有人负责、有据可依、有序推进。“先”者，首要、优先之意；“有司”，指具体负责某项事务的官吏或工作人员，引申为治理体系中的各个责任主体。孔子将“先有司”作为治道的首要原则，本质上是强调“秩序先行”的治理逻辑——没有清晰的权责划分，没有规范的流程体系，治理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即便后续采取再多的治理举措，也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深入理解“先有司”的内涵，需把握三个核心层面。其一，明确权责边界，实现“各负其责”。基层治理事务繁杂，涉及民生、教化、治安、财税等诸多领域，若权责不清，就会出现“遇事推诿、有功争抢”的乱象，不仅降低治理效率，更会损害治理者的公信力。孔子强调“先有司”，就是要求治理者首先梳理各项治理事务，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范围、工作标准与权责边界，让每个责任主体都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例如，在古代卿大夫之家的治理中，家宰需明确司徒、司马、司空等属官的职责，司徒负责教化百姓、管理户籍，司马负责军事防御、治安维护，司空负责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各属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才能确保家族治理有序运转。
其二，规范治理流程，实现“按章办事”。清晰的权责划分是基础，规范的流程体系是保障。在治理实践中，若缺乏规范的流程，即便权责明确，也可能出现“随意而为、暗箱操作”的问题，进而引发治理矛盾。“先有司”要求治理者建立健全各项治理流程，明确事务办理的步骤、时限与标准，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孔子一生推崇“礼”，而“礼”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规范”，无论是国家治理的典章制度，还是基层治理的具体流程，都属于“礼”的范畴。仲弓为季氏宰，所面临的治理困境之一就是季氏家族内部流程混乱、规矩松弛，孔子强调“先有司”，正是提醒仲弓要以“礼”为规范，重构家族治理的流程体系，让各项事务的办理回归有序轨道。
其三，强化表率引领，实现“率先垂范”。“先有司”不仅要求治理者明确下属的权责与流程，更要求治理者自身率先遵守规则、履行职责，为下属树立榜样。孔子曾多次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一思想与“先有司”的内涵一脉相承。作为治理者，若自身不遵守权责边界、不按流程办事，却要求下属严格履职，必然难以服众；只有自身率先垂范，带头遵守规则、扛起责任，才能引导下属自觉践行职责，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治理氛围。仲弓德行高尚，具备表率引领的基础，孔子强调“先有司”，也是希望其将自身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履职担当的行动，以自身的言行带动下属，构建有序高效的治理秩序。
历史上，诸多贤明的治理者都践行了“先有司”的治道理念，留下了诸多经典范例。商汤时期，伊尹辅佐商汤治理天下，首先梳理各级官吏的权责，制定了清晰的治理流程与奖惩制度，明确“三公”“九卿”的职责边界，确保各项政务有序推进，最终开创了商朝的兴盛局面；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将“先有司”的理念融入典章制度之中，明确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权责等级，规范了国家治理的各项流程，为西周数百年的安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汉，首先整顿吏治，明确各级官吏的职责，制定《蜀科》规范治理流程，要求自己与下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实现了蜀汉的安定与发展。这些历史实践充分印证了“先有司”作为治道首要原则的重要价值——只有先建立清晰的权责体系与规范的流程秩序，才能为后续的治理实践筑牢根基。
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先有司”的理念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基层治理，还是企业组织的日常管理，“权责不清、流程混乱”都是制约治理效率与管理成效的核心痛点。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若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权责边界不清晰，就会出现“居民诉求无人回应、社区事务无人负责”的问题；在企业管理中，若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就会出现“遇事推诿、效率低下”的乱象。践行“先有司”的理念，就是要求治理者与管理者首先梳理权责、规范流程：政府部门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边界，建立“权责清单”，确保各项民生事务有人管、有人办；企业组织要清晰界定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制定规范的工作流程，提升组织运营效率；基层社区要明确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分工协作机制，构建“各司其职、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何为“赦小过”？“赦小过”即包容下属或百姓的微小过失，不苛求完美，以宽厚之心凝聚人心。“赦”者，宽容、赦免之意；“小过”，指非原则性的轻微过失，而非触犯法律法规、违背核心道德的重大错误。孔子将“赦小过”作为治道的重要原则，本质上是基于对人性本真的深刻洞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在履职实践或日常生活中，都难免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失误。治理者若对这些微小过失过于严苛，动辄追责问责，不仅会打击下属与百姓的积极性，还会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终失去治理合力；若能以宽厚之心包容这些微小过失，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反而能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形成“上下同心、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
理解“赦小过”的内涵，需把握三个核心要义。其一，“赦小过”的前提是“明辨是非”，区分“小过”与“大错”。儒家的宽容并非无原则的纵容，“赦小过”的核心是“赦过不赦罪”——对于非原则性的轻微过失，如履职中的疏忽、工作中的小失误等，予以包容赦免；但对于触犯法律法规、违背核心道德、损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错误，如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故意伤害等，则必须严肃追责、绝不姑息。孔子一生推崇“仁”与“礼”，“仁”要求宽厚待人，“礼”要求坚守原则，“赦小过”正是“仁”与“礼”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仲弓为季氏宰，面对的是家族内部的属官与百姓，难免会遇到下属履职中的小失误，孔子强调“赦小过”，正是提醒仲弓要明辨是非、坚守原则，在包容小过失的同时，守住治理的底线。
其二，“赦小过”的核心是“体恤人心”，凝聚治理合力。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人”，只有赢得人心，才能形成治理合力。在治理实践中，下属与百姓出现微小过失，往往并非主观故意，而是源于能力不足、经验欠缺或客观条件限制。此时，治理者若能给予理解与包容，帮助其分析失误原因、改正问题，不仅能让下属与百姓感受到温暖与尊重，还能激发其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相反，若对微小过失过于严苛，动辄指责批评、追责问责，只会让下属与百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不敢担当、不愿作为，最终导致治理工作陷入被动。孔子曾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赦小过”正是“薄责于人”的具体体现，通过减少对他人的苛责，赢得他人的信任与拥护，进而凝聚起治理的强大合力。
其三，“赦小过”的目的是“激励改过”，促进共同进步。包容小过失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为了让犯错者在宽容的氛围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改正错误、提升能力。治理者在包容小过失的同时，要做好引导与教育工作，帮助犯错者分析失误的原因，传授改进的方法，鼓励其吸取教训、避免再犯。这种“包容+引导”的治理方式，既能让犯错者感受到关怀，又能促进其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整个治理团队或治理区域的共同进步。仲弓性情宽厚，具备包容他人的特质，孔子强调“赦小过”，正是希望其将这份宽厚融入治理实践中，通过包容小过失、激励改过，打造一支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治理团队，提升治理的整体成效。
历史上，践行“赦小过”理念的治理者不乏其人，其治理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理念的重要价值。春秋时期，秦穆公任命百里奚为相治理秦国，百里奚推荐好友蹇叔辅佐，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奉命率军攻打郑国，因决策失误导致秦军大败，史称“崤之战”。按照秦国法律，战败之将当处以死罪，但秦穆公并未追责，反而主动承担责任，承认自己不听蹇叔劝告的错误，包容了西乞术、白乙丙的过失，并鼓励其戴罪立功。这种包容的态度不仅赢得了百官与百姓的信任，更激发了秦军的斗志，为秦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汉文帝刘恒推行仁政，对百姓与官吏的小过失多有包容，废除了严苛的肉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官吏得以安心履职，最终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宽容着称，对于大臣的直言进谏与履职小过，始终保持包容的态度，即便大臣犯了微小过失，也多以教育引导为主，不轻易追责问责，正是这种包容的治理方式，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
在当代社会治理中，“赦小过”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新任务，需要广大治理者与参与者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但在实践中，部分治理者存在“求全责备”的倾向，对下属与参与者的微小过失过于严苛，导致不少人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严重影响了治理成效。践行“赦小过”的理念，就是要求治理者树立“包容容错”的治理观念：在基层治理中，对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履职小过失予以包容，鼓励其大胆探索、勇于尝试；在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工作小失误予以理解，帮助其改进提升、激发创新活力；在社会治理中，对百姓的轻微违规行为予以引导，而非一味严苛处罚，营造“宽容友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何为“举贤才”？“举贤才”即选拔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为治理实践提供人才支撑。“举”者，选拔、举荐之意；“贤才”，指兼具德行与才能的人，儒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贤才不仅要具备履职尽责的能力，更要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孔子将“举贤才”作为治道的根本原则，本质上是认识到“人才是治理的核心要素”——无论多么清晰的权责体系、多么包容的治理氛围，若缺乏贤才的执行与推动，都难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成效。基层治理的成效，最终取决于治理者与参与者的素质与能力，只有选拔任用贤才，才能提升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推动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理解“举贤才”的内涵，需把握三个核心层面。其一，贤才的核心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儒家思想始终将“德行”放在首位，认为德行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也是履职尽责的基础。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贤才之所以能担当治理重任，不仅在于其具备出色的才能，更在于其坚守道义、心怀百姓，能够以公共利益为重，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在基层治理中，贤才可能是品德高尚、体恤百姓的官吏，可能是能力突出、乐于奉献的社区工作者，也可能是德高望重、带动邻里的普通百姓，但无论其身份如何，“德行高尚”都是其核心特质。仲弓为季氏宰，治理的核心是维护家族的稳定与百姓的安宁，孔子强调“举贤才”，正是希望其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充实治理团队，提升治理水平。
其二，举贤才的核心原则是“任人唯贤、不避亲疏”。在春秋末期，贵族世袭制盛行，选拔官吏多以血缘关系、身份地位为标准，而非德行与才能，这种选拔方式导致吏治腐败、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成效。孔子提出“举贤才”，本质上是对贵族世袭制的否定，主张打破血缘与身份的束缚，以德行与才能为标准选拔人才。“任人唯贤、不避亲疏”，意味着只要具备贤才的特质，无论其出身卑微与否、与自己关系亲疏与否，都应予以选拔任用。孔子曾推荐自己的弟子冉求、子路等出任官职，并非因为亲属关系，而是因为其具备治理才能与高尚德行；晏婴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即便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也因其贤能而予以重用，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这正是“任人唯贤、不避亲疏”的经典范例。
其三，举贤才的核心目标是“人尽其才、各展其长”。选拔贤才并非最终目的，让贤才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优势与特长，才是“举贤才”的核心目标。每个人的才能与特长各不相同，有的擅长教化百姓，有的擅长处理政务，有的擅长维护治安，治理者在选拔贤才之后，要根据其才能与特长，合理安排岗位，让其各展其长、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贤才的作用，提升治理的整体成效。孔子曾评价自己的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正是基于弟子们的不同特长，为其指明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也体现了儒家“人尽其才、各展其长”的人才观。
面对仲弓“焉知贤才而举之”的追问，孔子以“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作答，这句质朴的回应蕴含着深刻的人才选拔智慧。“举尔所知”，即选拔你所了解的贤才，这一回应打破了“如何识贤”的认知困境，将宏大的人才选拔命题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行动。在治理实践中，每个人的认知范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知晓天下所有的贤才，而“举尔所知”，就是要求治理者从自己熟悉的人、了解的人中选拔贤才，确保选拔出来的人才具备可靠的德行与才能。同时，“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即你所不了解的贤才，难道别人会舍弃他吗？这一回应既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信任，也强调了人才选拔的开放性——贤才自有其闪光点，即便你不了解，也会有其他人发现并举荐，不必因担心遗漏贤才而陷入焦虑，只需专注于选拔自己所了解的贤才，就能形成“人人举荐贤才、人人争当贤才”的良好氛围。
历史上，践行“举贤才”理念的治理者众多，其治理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理念的重要价值。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打破贵族世袭制，以功劳与才能选拔官吏，同时举荐吴起、西门豹等贤才，推行变法改革，最终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察举制”，以德行与才能为标准选拔人才，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充实各级官吏队伍，正是这些贤才的辅佐，推动了汉武帝时期的繁荣与强盛；唐朝时期，唐太宗推行“科举制”与“察举制”并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广纳贤才，无论出身、贫富，只要具备德行与才能，都能通过考试或举荐进入仕途，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贤才齐聚朝堂，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些历史实践充分表明，“举贤才”是保障治理成效的根本，只有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贤才，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与百姓的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