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签批的调休单被我按在包的最上层，米黄色的办公纸边缘被指尖攥得发卷。
“调休”二字的油墨晕开一小片，像我此刻糊在心头的雾。
说是给我放个假调整状态，可谁也不知道，我是想找个人问问。
这颗在解剖台上见过无数生死的心脏，究竟是早就冷硬成了铁。
还是在芊落闭上眼睛的那天，悄悄砌了道墙，把关于她的记忆都挡在了外面？
心理诊所的沙发软得让人发慌，陷进去时后背总找不到支撑点。
穿浅蓝衬衫的医生推来一杯热水，玻璃杯壁很快凝起水珠，顺着杯身滑到茶几上，洇出一圈小小的水痕。
我盯着杯里自己模糊的倒影，喉结动了三次，才把藏了大半年的恐慌倒出来。
“我快要记不清她的样子了。
前几天翻到她织了一半的灰色围巾，针脚歪歪扭扭的。
可我想了一晚上，都想不起她低头绕毛线时，睫毛垂下来是不是扫到了手背。”
医生在棕色封皮的记录本上沙沙写着，钢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安静的诊室里格外刺耳。
她抬头时，镜片后的眼神温和得像春日午后的阳光，却照不进我心里的雾。
“莫女士，你的心理测试结果很稳定，甚至比常人心智更坚韧。
创伤后的选择性遗忘确实常见，但你的状态更像时间自然的打磨。
就像老墙上的标语，不是有人刻意去擦，只是风吹日晒久了，字迹会慢慢淡下去。
这不是你的错，不必苛责自己。”
“自然的打磨？”我低声重复，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玻璃杯壁的水珠，冰凉的触感顺着指缝钻进心里。
原来连“创伤”这个借口，都轮不到我用。
没有应激障碍，没有潜意识逃避，我不是“被迫忘记”，只是单纯地、一点点地，把芊落从记忆里推远。
就像小时候弄丢的那只布兔子，明明睡前还抱在怀里，可第二天醒来，连它耳朵上是不是缝了颗红扣子，都想不起来了。
离开诊所时，正午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抬手挡在额前，指缝间漏下的光刺得眼眶发疼。
脚步像被线牵着，没往家的方向走，反而拐上了去城郊的公交。
四十分钟的路程，我盯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却什么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医生的话，又反复想起芊落。
可越想，她的脸越模糊，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像幅没画完的素描。
烈士陵园的铁门锈迹斑斑，守门的张大爷坐在门房里织毛衣，见我来，抬头笑了笑：“今天没穿白大褂？”
我点点头，没说话。
这大半年，我总在调休时来，有时穿白大褂，有时穿便装，他从不多问，只在我临走时塞瓶热水。
今天他没塞水，只是指了指西边：“刚浇过花，你那战友的碑前，草又长了点。”
“战友”两个字，让我鼻头一酸。
芊落的墓碑在陵园最僻静的角落，藏在两排高大的油松后面，被齐腰的青草围着。
没有黑白照片，没有冗长的生平，只有一块青灰色的石碑，顶端嵌着一枚小小的铜质警徽，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
她是卧底，代号“青雀”，从二十三岁钻进那片灰色地带起，就把“芊落”这个名字藏进了阴影。
连牺牲时，卷宗上都只写着“代号青雀，因公殉职”，连她的真实姓名，都成了秘密。
我蹲下身，拔掉墓碑前几株长得过高的狗尾巴草，指尖不小心碰到警徽。
凸起的纹路硌得指腹发疼，像极了三年前那个雨夜的触感。
那天我刚结束一台解剖，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急匆匆去汇报时，领导就接到了缉毒队的电话。
冲进贩毒窝点时，芊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眉骨处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应该不止眉骨，因为我只看到了她的头。
血已经凝固成了深褐色，沾着些泥土和草屑。
我戴着无菌手套，一点点抚平她眉骨的伤痕，描摹她鼻梁的弧度。
那时好像她的皮肤还有余温，睫毛上似乎还挂着未干的雨水，可现在，指尖触到的只有石碑的彻骨冰凉。
眼泪没预兆地砸下来，落在刚拔过草的泥土里，洇出小小的湿痕。
可心里翻涌的，却不是刚失去她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是痛，却裹着一层陌生的庄重——像在新闻里看到缉毒警察倒在毒贩的枪口下。
像在纪念馆里读到英雄长眠的故事，那种痛里掺着敬，掺着憾，唯独少了点“爱人”该有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