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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曰：
谈忠说义人都会，临难却通融。梨园子弟，偏能殉节，莫贱伶工。 伶工殉节，孤臣悲感，哭向苍穹。吟诗写恨，一言一泪，直达宸聪。
调寄“青衫湿”。
自古忠臣义士，都是天生就这副忠肝义胆，原不论贵贱的。尽有身为尊官，世享厚禄，平日间说到忠义二字，却也侃侃凿凿，及至临大节，当逢危难，便把这两个字撇过一边了，只要全躯保家，避祸求福，于是甘心从逆，反颜事仇。自己明知今日所为，必致骂名万载，遗臭万年，也顾不得。
偏有那位非高品，人非清流，主上平日不过以徘优言之，即使他当患难之际，贪生怕死，背主降贼，人也只说此辈何知忠义，不足深责。
不道他到感恩知报，当伤心惨目之际，独能激起忠肝义胆，不避刀锯斧钺，骂贼而死。遂使当时身被拘国的孤臣，闻其事而含哀，兴感形之笔墨，咏成诗词。不但为死者传名于后世，且为己身免祸于他年。可见忠义之事，不论贵贱，正唯践者，而能尽忠义，愈足以感动人心。
却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占夺了许多地方，东西两京都被他窃据。却原只是乱贼行径，并无深谋大略。
安禄山一心只恋着范阳故土，喜居东京，不乐居西京。
安禄山既入长安，命士兵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即以兵卫送赴范阳，其府库中的金银币帛，与宫闱中的珍奇玩好之物，都辇去范阳藏贮。
安禄山又下令要梨园子弟，与教坊诸乐工，都如向日对待皇帝一般的承应，敢有隐避不出者，即行斩首。其苑厩中所有驯象舞马等物，不许失散，都要照旧整顿，以备玩赏。
开元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八方来朝，周边诸多藩国在朝拜唐朝廷的时候也都会进贡一些本土的方物、奇珍，以表示对上国的崇敬之心，而东南亚的一些番邦国（如林邑、真腊等南海诸国）则往往会进献驯象、驯犀，这种在大唐倍受欢迎的珍稀物种。
在唐代以前，也有南海诸国上供驯象等记载，但是当时的舞犀、驯象的活动，只是作为朝廷在番邦来朝时的表演，以彰显朝廷威仪与四夷归附的气象，而表演的次数不多。
从唐代开始犀、象之舞才开始变得频繁起来，渐渐这类表演被用于庆典、宴席场合之中，并正式列入宫廷表演的序列。
那南海番邦诸小国自然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其所好地向唐朝上贡，因此番邦每年向大唐输送的驯象、驯犀也较为频繁。
可是这么多驯兽运来，朝廷压力其实不算小。驯象、犀又是个技术活，从训练到饲养都是一个需要日益积累、养成的过程。那些驯象、犀牛，如果离开驯兽师，把它孤零零地放到唐朝宫廷中，无人能与它们沟通交流，表演肯定不行，所以在引进这些动物的同时，相关的技术人员也需要配套到位。因此一些那些东南亚国家的“越人”、“蛮童”便会随着大象、犀牛北上，到达了长安城内，成为当时唐朝典厩令、五坊使内的驯兽专家。而那么多驯象、犀牛进入唐朝廷的苑院中饲养，对朝廷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冬天要用厚布对它们御寒，不然那些动物容易冻死。
当初天宝年间，上皇李隆基还是皇帝的时候，甚爱好声色。每次有大宴集会，先下令设太常雅乐，乐人分有坐部和立部。那坐部诸乐工，俱于宴会堂上坐而奏技；而立 部的诸乐工，则于堂下站立而演奏技乐。
雅乐奏罢，继以鼓吹番乐，然后教坊里新的歌奴与府县散乐杂戏，次第毕呈。或时命宫女，各穿新奇丽艳之衣，出至当筵清歌妙舞。其任载乐器往来者，有山车陆船制度，俱极其工巧。
更可异者，每至宴酣之际，命御苑掌管大象的象奴，引驯象入场，以鼻擎杯，跪于御前上寿，这些都是平日教习在那里的，又尝教习舞马数十匹，每当奏乐之时，命掌厩的圉人，牵马到庭前。那些马一闻乐声，便都昂首顿足，回翔旋转的舞将起来，却自然合着那乐声的节奏。
宋朝的儒士徐节孝先生曾有舞马诗云：
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
绣榻尽容骐骥足，锦衣浑盖渥洼泥。
才敲画鼓预先奋，不假金鞭势自齐。
明日梨园翻旧曲，范阳戈甲满关西。
当年此等宴集，安禄山都得有陪侍。那时安禄山从旁谛观，心怀艳羡，早已荫下不良之念。
安禄山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唐玄宗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样取乐。可知那声色犬马，奇技淫物，实足以起大盗觊觎之心。正是：
天子当年志大骄，旁观目眩已播摇。
漫夸百兽能率舞，此日奢华即盗招。
那时安禄山所属诸番部落的头目，闻安禄山占得了西京，都来朝贺。
安禄山欲以神奇之事，夸哄他们。于是安禄山召集众番将士赐宴于便殿，对众人宜言道：“我今受天命为天子，不但人心归附，就是那无知的物类，莫不感格效顺。即如上林苑中所言的像，见我饮宴，便来擎杯跪献；那个厩中的马，闻我奏乐，也都欣喜舞蹈，岂非神奇之事！”
众番人听说此言，俱俯伏呼万岁。那安禄山便传令，先命令象奴牵出大象来看。
不一时，象奴将那十数头驯象，一齐都牵至殿庭之下，众番人俱注目而观，要看那些驯象如何擎杯跪献。却不想这些象儿，举眼望殿上一看，只见殿上南面而坐者，不是前段时候的皇帝，便都僵立不动，怒目直视。
象奴见状，于是把酒杯先送到一个大象面前，要他擎着跪献。
那大象却把鼻子卷过酒杯来，然后立刻把酒杯抛去数丈。
左右之人见状，尽皆失色，众番人掩口窃笑。
安禄山又羞又恼，大骂道：“孽畜，恁般可恶！”
安禄山喝令士兵把这些大象都牵出去，尽行斩杀。于是辍宴罢席，不欢而散。
当时有人作诗讥笑道：
有仪有像故名像，见贼不跪真倔强。
堪笑纷纷降贼人，马前屈膝还稽颡。
安禄山被大象儿出了丑，因而疑想那些舞马，或者也一时倔强起来，亦未可知，不如不要看它罢。
安禄山遂命人将舞马尽数编入军营马队去。后来有两匹舞马，流落在逆贼史思明军中。那史思明一日大宴将住，堂上奏乐。二马偶系于庭下，一闻音乐声，即相对而舞。
军士不知其故，以为怪异，痛加鞭垂。那二马被鞭，只道嫌他舞得不好，越发摆尾摇头的舞个不止。
军士大惊，榻棒交加，二马登时而毙。贼军中有晓得舞马之事者，忙叫不要打时，那两匹可怜的马却都已经打死了。岂不可笑？正是：
象死终不屈节，马舞横被大杖。
虽然一样被杀，善马不如傲像。
话分两头，不必赘言。
只说安禄山在西京恣意杀戮，因闻前日百姓乘乱，盗取库中所藏之物，遂下令着府县严行追究，且许旁人揭发举告。于是株连蔓引，搜捕穷治，殆无虚日。
又有刁恶之人，挟私仇诬告他人为首，有司不问情由，辄便追索，波及无辜，身家不保。
民间虽然无日不思念唐王，相传皇太子李亨已收聚北方劲兵，来恢复长安，即日将至。或时喧称太子的大兵已到了，百姓们便争相奔走出城，禁止不住，市里为之一空。
贼将望见北方尘起，也都相顾惊惶。
安禄山料长安不可久居，何不早回滩阳；于是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安忠顺为将军，总兵镇守关中；又命孙孝哲总督军事，节制诸将，自己与其子安庆绪，率领亲军，又诸番将还守东都，择日起行。
却于起行之前一日，大宴文武官将，于内府四宜苑中凝碧池上，先期传谕梨园子弟，教坊乐工，一个个都要来承应。
这些乐工子弟们，惟李谟、张野狐、贺怀智等数人，随驾西走，其余如黄幡绰、马仙期等众人，不及随驾，流落在京，不得不凭安禄山拘留传唤，只有雷海青托病不至。
那日凝碧池头，便殿上排设下许多筵席。安禄山上坐，安庆绪侍坐于旁，众人依次列坐于下。
酒行数巡，殿陛之下，先大吹大擂，奏过一套军中之乐，然后梨园子弟、教坊乐工，按部分班而进。
第一班按东方木色，为首押班的乐宫，头戴青霄巾，腰系碧玉软带，身穿青锦袍，手执青幡一面，幡上书东方角音四字，其字赤色，用红宝缀成，取木生火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青纱帽，着青绣衣，一簇儿立于东边。
第二班按南方火色，为首押班的乐官，头戴赤霞巾，腰系珊瑚软带，身穿红锦袍，手执红幡一面，幡上书南方征音四字，其字黄色，用黄金打成，取火生土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绛绢冠，着红绣衣，一簇儿立于南边。
第三班按西方金色，为首押班的乐宫，头戴皓月巾，腰系白玉软带，身穿白锦袍，手执白幡一面，幡上书西方商音四字，其字黑色，用乌金造成，取金生水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素丝冠，着白绣衣，一簇儿立于西边。
第四班按北方水色，为首押班的乐宫，头戴玄霜巾，腰系黑犀软带，身穿黑锦袍，手执黑幡一面，幡上书北方羽音四字，其字青色，用翠羽嵌成，取水生木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二十人，各戴皂罗帽，着黑绣衣，一簇儿立于北边。
第五班按中央土色，为首押班的乐宫，头戴黄云巾，腰系密蜡软带，身穿黄锦袍，手执黄幡一面，幡上书中央宫音四字，其字以白银为质，兼用五色杂宝镶成，取土生金，又取万宝土中生之意。幡下引乐工子弟四十人，各戴黄绫帽，着黄绣衣，一簇儿立于中央。五个乐官，共引乐人一百二十名，齐齐整整，各依方位立定。
才待奏乐，安禄山传问道：“尔等乐部中人，都到在这里么？”
众乐工回称诸人俱到，只有雷海青患病在家，不能同来。
安禄山闻言，说道：“雷海青是乐部中极有名的人，他若不到，不为全美。可即着人去唤他来。就是有病，也须扶病而来。”
左右领命，如飞的去传唤雷海青了。
安禄山一面令众乐人，且各自奏技。于是凤箫龙笛，像管鸾笙，金钟玉磬，秦筝揭鼓，琵琶箜篌，方响手拍，一霎时，吹的吹，弹的弹，鼓的鼓，击的击，真个声韵铿锵，悦耳动听。
乐声正喧时，五面大幡，一齐移动。引着众人盘旋错纵，往来飞舞，五色绚烂，合殿生风，口中齐声歌唱，歌罢舞完，乐声才止。依旧各自按方位立定。
安禄山看了心中大喜，掀髯称快，说道：“朕向年陪着李三郎饮宴，也曾见过这些歌舞，只是侍坐于人，未免拘束，怎比得今日这般快意。今所不足者，不得再与杨大真姊妹欢聚耳。”
安禄山又笑道：“想我起兵来久，便得了许多地方，东西二京，俱为我取，赶得那李三郎有家难住，有国难守，平时费了许多心力，教成这班歌儿舞女，如今不能自己受用，到留下与朕躬受用，岂非天数。朕今日君臣父子，相叙宴会，务要极其酣畅，众乐人可再清歌一曲侑酒。”
那些乐人，听了安禄山说这番话，不觉伤感于心，一时哽咽不成声调，也有暗暗堕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