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营葬之事，传遍济南城乡，百姓闻之，皆赞张好古仁孝双全，义薄云天，连府县官吏，亦登门致贺，敬其品行。而经此一事，张氏别业之内的文人名士，愈发敬重张好古的为人，论学之时，更重孝悌、忠义、仁民、爱物之道，文风愈发淳厚，愈发贴近民生实务。
寒食之后，春日渐深，农事渐忙，张好古此前归乡所购置的千顷良田，皆已分派农户耕种，或种小麦、高粱、粟米，地瓜等粮食作物，或种棉花、桑麻、蔬果等经济作物，田畴平整，沟渠相通，耕牛遍地，秧苗青青，一派生机盎然之景。
张好古亲至田间，察看农事，指导佃户改良耕作之法，兴修水利，引山涧泉水，做水车提水，去灌溉农田，又减免佃户租税，约定丰年取一成，灾年全免，令佃户安心耕作，无后顾之忧。
至崇祯十二年夏初，所购土地皆已垦种完毕，无一片荒田，粮食作物长势喜人，棉花桑麻亦郁郁葱葱，济南城外张氏田庄之内，麦浪翻滚，禾苗青青，与城内文运昌盛相映，尽显民生安定之象。
与此同时，张好古归乡之初便着手营建的屋舍、工坊，亦陆续竣工，陆续投产。其营建的屋舍，分为三部分：一为文人名士居住的书舍、雅轩、藏书楼、讲堂，皆依山傍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院内植奇花异草、古松修竹，清幽雅致，可供百余名文人同时居住、讲学、着述；二为张氏家族居住的宅院，青砖黛瓦，庭院深深，布局规整，安全坚固，可避战乱，可安家人；三为佃户、工匠、仆从居住的民居，低矮规整，通风透光，配备水井、灶台，朴实耐用，令劳作之人皆有安居之所。
至夏初，各类屋舍皆已竣工，门窗齐备，院落整洁，文人安居，家人安乐，仆从佃户亦有定所，一派井然有序之象。
更值得称道的是，张好古依托江南所学、台湾所见，在济南城外兴办的各类工坊，亦陆续建成投产，一改齐鲁之地重农轻工、工艺落后之弊。
其所建工坊，种类繁多，各有专攻：一为棉纺工坊，购置江南新式纺车、织机，招募松江熟练织工，教本地妇人纺纱织布，所织棉布细密厚实，远销齐鲁、直隶各地；二为桑蚕织绸工坊，引种江南桑苗，教民养蚕缫丝，织造丝绸，质地虽不及江南苏杭，却物美价廉，深受北方百姓喜爱；三为粮油加工工坊，置水磨、石碾、油榨，加工粮食、油料，供本地食用，亦外运销售；四为铁器农具工坊，招募铁匠，打造耕牛、犁耙、镰刀、锄头等新式农具，坚固耐用，提高农事效率；五为制糖、制盐、制茶工坊，依托台湾运来的蔗糖、茶叶，以及山东本地海盐，加工精制，远销四方。
各类工坊投产之后，吸纳本地流民、贫民、妇人就业，每日劳作，皆有工钱可拿，衣食无忧，济南城外流民渐少，民生渐安，府县官吏亦为之欣喜，上奏朝廷，言张好古“归乡兴农、兴工、兴学，安抚百姓，守土安民，有功地方”。以至于让崇祯帝特旨旌表。
张好古则以实业养民生，以民生安地方，以文教化人心，于乱世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济世之路。
而在张好古于济南兴学、营葬、拓产、兴工的数月之间，远在京师、松江、台湾的故交旧友、门生故吏、商业伙伴，得知其在济南苦心经营，聚贤安民，皆感其志、敬其行，纷纷不远千里，派人携资、携才、携物而来，倾力支援，助其扩大规模，稳固根基，令济南张氏基业愈发兴盛。
京师方面，因张好古做过几年京官，结交诸多清流官员、文人雅士、朝中正直之臣，虽张好古辞官归里，却仍有旧友在朝为官，心系其安危与事业。
京师旧友倪元璐、黄道周等东林清流，虽身处朝堂，屡遭奸佞排挤，却仍暗中筹措银两，派遣心腹家人，携白银万两、书籍千卷、药材、兵器、粮食等物，赶赴济南，交于张好古，言“京师危在旦夕，建州兵随时南下，好古兄在济南经营基业，可安身，可安民，亦可备他日避乱之所，我等在朝，无力相助，唯以此薄资，助兄一臂之力”。更有京师书商、药材商、粮商，因早年与张好古有交，亦派人来济，与张氏工坊、田庄合作，贩运书籍、药材、粮食、棉布，互通有无，助力张氏实业运转。
松江方面，乃江南工商重镇，亦是张好古外官所住，先知府，后巡抚、经商之地，复社同人、江南富商、纺织业巨子、熟练工匠，皆为其故交。
闻知张好古在济南兴办棉纺、织绸工坊，松江复社领袖李雯、宋征舆等人，即刻召集江南富商，筹措资金五万两，派遣熟练织工、染工、缫丝工三百余人，携带新式织机、纺车、染料、桑苗等物，乘船北上，抵济支援。
这些松江工匠，皆为纺织业能手，将江南先进的纺织、印染技术，尽数传授给济南本地匠人，令张氏棉纺、织绸工坊产量大增，品质日精，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纺织作坊。
松江富商亦与张好古订立商贸契约，包销张氏工坊所产棉布、丝绸，运往江南、京师、辽东等地销售，利润丰厚，为张氏基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台湾方面，彼时台湾为张好古收复，汉人移民渐多，海商贸易兴盛，郑芝龙等海商集团领袖，在台湾置办田产、经营海贸，与台湾汉人移民、海商结下深厚情谊。宋应升闻知张好古在济南兴产安民，即刻派遣水师，率海船数十艘，装载台湾特产蔗糖、鹿皮、茶叶、硫磺、木材，以及良种稻种、果蔬籽种、南洋药材，更有台湾熟练农、工匠百余人，自台湾渡海，经福建、浙江、江苏，溯运河北上，抵济南支援。
台湾运来的物资，充实了张氏工坊、田庄的原料与产品，台湾工匠、佃农，则带来了南洋、台湾先进的种植、加工技术，改良了山东本地的作物品种，提高了产量。
宋应升更致信张好古，言“中原大乱，海疆亦不宁，伯爵爷在济南守土安民，宋某在台湾护佑汉民，他日若中原不可为，台湾可为退路，我等兄弟，同心协力，护我华夏子民，不使沦于夷狄之手”。
京师之资、松江之才、台湾之物，三方汇聚济南，如春雨润田，令张好古的文业、农业、工业、商业，皆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书舍之内，贤才愈多，着述愈丰；田庄之上，禾苗愈盛，收成愈稳；工坊之中，机杼愈繁，产品愈精；商贸之路，车马愈多，流通愈畅，邮政司更是在此设了点。
济南城外，张氏所治之地，屋舍俨然，田畴相连，工坊林立，文气淳厚，百姓安居乐业，远离流寇战火，成为崇祯朝廷之中，又一罕见的安宁富庶之地。
张氏别业之内，诸名士依旧论学不辍，顾炎武已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考据山东疆域、田制、兵防；陈子龙则整理经世文论，欲编纂《皇明经世文编》；钱谦益校勘宋元典籍，刊刻传世；方以智在松江则观测天象，推演历法，研究格物之学，书信不断。
张好古则每日奔波于田庄、工坊、书舍之间，晨理农事，午察工坊，暮会名士，既安民生，又兴文运，既守家族，又护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