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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的嘉宾有吉尔雅各布，蒂埃里福茂，老熟人肯·洛奇，达内兄弟，西恩·潘，朴赞郁，佩德罗·阿莫多瓦，克里斯蒂安·蒙吉，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哈维尔·多兰，朱丽安?摩尔，查理兹?塞隆，罗伯特?德尼，杰西卡?查斯坦、娜奥米?沃茨等电影人。
当然，还有以乔治?米勒为首的主竞赛单元评审团。
这当中有些人是杨简的老朋友，有些是在电影节上有过一面之缘，有些是第一次见面。
“肯，好久不见。”
杨简与肯·洛奇是2006年第59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得主，那一届是双黄蛋。
“哈哈，杨，好久不见。很开心能与你再度同台。”
“老伙计，我也很开心，这是我的荣幸。”
“莎莉，很开心你能来。”
“杨，你的电影，我必须来支持。”
“杰西卡！”
“杨，什么时候你也帮我拿个奖？”
杰西卡?查斯坦与杨简、柳亦妃都是好朋友，所以说话更加随意。
“别着急，我那有个好剧本，到时候我让马丁拿给你看看。”
“真的？”杰西卡?查斯坦只是随口提一提，没想到还真有。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别急，剧本还停留在草创阶段，还需要时间去打磨。或许你可以参与进去。”
杨简说的剧本是《塔米·菲的眼睛》，这是一部专技电影。而且同样是前世杰西卡?查斯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影片。
“哇哦，这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杰西卡?查斯坦兴丰五笔，杨大师拿出来的剧本，那肯定是好剧本，“要不是现在是在你的首映礼现场，我都迫不及待要给马丁打电话了。”
“我们华夏有句话叫做‘好饭不怕晚’，所以不用急。”
“crystal和孩子们最近都好吗？”杰西卡?查斯坦问起了柳亦妃和孩子们。
“都很好，她还让我见到你替她向你带个好。你知道的，她肚子越来越大，已经6个月了，出行怎么不怎么方便。”
“我理解。要不是太忙，应该是我去bJ看她。我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和她通视频。”
“那更好了，她会非常开心的。”
泽维尔·多兰走过来的时候，杨简正和杰西卡·查斯坦聊完。多兰穿着一件黑色的机车皮衣，里面是简单的白t恤，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年轻的、张扬的、属于天才的锐气。但此刻，这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一种——用华夏话来说——“迷弟见到偶像”的表情。
“杨，能见到你实在是太棒了。”多兰又说了一遍，语气中带着一种急促的热情。他伸出手，但握手之前犹豫了半秒，像是在斟酌应该用什么样的礼节——握手？拥抱？还是像法国人那样贴面？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握手，但握得比平时用力，也比平时久了一点。
杨简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笑了笑，“泽维尔，很高兴见到你。我看过《妈咪》，那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
泽维尔·多兰是加拿大导演，比杨简还要年轻五岁。这位才是真正的戛纳嫡系，可以说是戛纳一手扶持起来的。
2009年，泽维尔·多兰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我杀了我妈妈》，该片获得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法国作家和作曲家协会奖。2010年，凭借自编自导自演的爱情电影《幻想之爱》获得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年轻视线奖。2012年，执导的剧情电影《双面劳伦斯》入围第6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一种关注大奖。2014年，凭借剧情电影《妈咪》获得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2016年，也就是现在，他又带着他的新作剧情电影《只是世界尽头》来参加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看他这份履历，你就知道他对戛纳有多爱，戛纳对他又有多喜欢。
听到杨简的夸奖，多兰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像一个被老师表扬的小学生。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很多话，但一时间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你知道吗，杨——”他终于开口，语速比刚才更快了，“我看过你所有的电影。我看过三遍，不，所有的电影我最少都看过四遍。看《爱》的时候，当时我刚开始拍摄我第一部电影《我杀了我妈妈》，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差点把我的第一部长片全部删掉重来。”
杨简微微扬起眉毛，“这可不值得鼓励。”
“我是认真的。”多兰往前凑了半步，手势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你拍《爱》的时候才多大？二十二？二十三？那部电影里对爱的诠释方式，那种——对婚姻真实到残酷的呈现，彻底改变了我对电影的看法。我以前总觉得导演需要对观众负责，需要在电影里给出一种爱情的美好、陪伴等。但你告诉我，不是这样，爱的本质是成全，而非仅是陪伴。”?
“那是你对电影有态度。”杨简说。
多兰似乎没听见这句赞美，或者听见了但顾不上回应，他的语速更快了，“还有《入殓师》——天哪，《入殓师》——那部电影我在飞机上看的，我哭得像一个婴儿。空乘过来问我需不需要水，我说不需要，我只是在看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疯子。”
杨简忍不住笑了，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还是小年轻的加拿大人戴着耳机，对着小小的座椅屏幕，泪流满面地看一部关于生死的东方电影。这个画面让他觉得温暖，也让他觉得真实。电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跨越国界、语言、文化，直接触碰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寄生虫》呢？”多兰突然问，眼神里带着一种急切的期待，“我到戛纳以后看过预告短片，看过剧照，读过一些影评人的预测。有人说这可能是你又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有人说它会拿金棕榈，有人说——”
“泽维尔。”杨简打断他，“电影还没有开始放。”
“我知道，我知道。”多兰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种笑容里带着一丝少年气的腼腆，“我只是太激动了。你看，你是我们这一代导演里——不，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你是所有还在拍电影的人里，最让我敬佩的一个。肯·洛奇是大师，达内兄弟是大师，阿莫多瓦是大师，但你不一样。你比他们年轻，但你拍的电影有一种——怎么形容呢——一种不属于你这个年纪的笃定。你电影里每一个镜头都精确得让人嫉妒。”
杨简靠在椅背上，看着眼前这个滔滔不绝的年轻人。杨简能理解在这个年纪，年轻的导演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心思都掏出来给对方看。他理解多兰，理解这种渴望被认可、被指导、被前辈拍一拍肩膀说一句“你做得不错”的心情。
因为前世他去横店追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
“泽维尔，”杨简说，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你坐下说。”
多兰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站着。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挡住了后排观众的视线，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脖子，在杨简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坐下来之后，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整个人像一只收敛了翅膀的鸟——刚才那股张扬的锐气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的、虔诚的、像学生面对老师时的姿态。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多兰说，语气比刚才认真了许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还有点时间，问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在保持作者性的同时，让电影被那么多观众接受？”多兰的问题脱口而出，像是已经想了很久，“你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都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了平衡。你的许多艺术片不但拿了大奖，而且票房比很多商业片都高。我拍《妈咪》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这样拍，1：1的画幅，观众会不习惯。我说我不在乎。但我在乎。我在乎观众怎么看，在乎他们能不能走进我的电影。你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的？”
杨简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多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泽维尔，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矛盾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多兰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作者性’和‘观众接受度’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两件事。”杨简说，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把一个故事讲好，讲得真实、讲得动人、讲得让观众相信这些人物是活着的，他们就一定会被触动。不管这个故事的题材是什么，不管它的画幅是1：1还是2.35：1，不管它的镜头是长还是短。观众没有那么笨，他们能感受到创作者的真诚。”
多兰认真地听着，眼睛一眨不眨。
“我在拍《爱》的时候，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不会太文艺’，也没有想过‘观众能不能看懂’。”杨简继续说，“我只想了一件事——这个故事，我要怎么讲，才能让坐在银幕前的那个人感受到我想让他感受到的东西。其他的，都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真诚是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