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那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国家要先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咯？”肖建魁发出了灵魂提问。
“是啊，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真的继续不下去了么？”胡青松也问道。
“你这就是一道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的题目。”李旭东说道。
“想要社会主义事业继续下去，光靠自己努力肯定不行。五十年代我们接受苏联的援助，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这点没错吧？”
“嗯，那是自然，当初好些项目都是苏联的同志帮我们建立起来的，虽然后来他们撤走了所有专家。”谢冠军答道。
“那么现在我们有欧美这些国家的援助贸易，会不会帮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呢？”李旭东继续问道。
“嗯，肯定会有帮助的。”文建平抢答道。
“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资本家来华夏投资，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赚钱，这点也没错吧？”
“嗯，没错，苏联逼着我们还债的日子还历历在目呢。”郑桐说道。
“如果放开全部的行业，我们内部的国有企业能承受外国品牌的冲击吗？如果我们开放有限的行业，让衣食住行中的衣和食在市场充盈起来，老百姓过上吃饱穿暖，甚至是过上小康生活，能不能行？”李旭东继续问道。
衣食住行四大行业里，衣服和食品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让人得到满足感的，带动的行业虽然不多，但这也是最容易让上面通过的。
“行，当然行啊。只是师父啊，您刚才说的投资可不是这两个行业呀。”郑桐疑惑地问道。
“在一道行政命令就比法律还厉害的华夏，我能保证我的投资能到位，谁来保证我的权益不被侵犯？在没立法之前，不仅是我，所有投资人都只敢小打小闹。真把高科技送到内地，老美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对我家进行制裁。我家落不了好，国家同样要回到被孤立状态。”
“哦，您的意思是要让别的资本家先进来，做第一只螃蟹，等螃蟹多了，您再进来，对吧？可政府随时都可以反悔的呀。”谢冠军说道。
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在所有的富豪圈中，华夏政府的可信任度非常低，大家都觉得没有保障，不太敢来大陆投入巨资。
“所以才要立法啊，不立法，说了算的是政府，立了法，政府违约，还有国际法，还有国际法庭嘛。除非政府又想回到彻底被孤立、被封闭的状态。只有财务自由的国度，富豪们才会愿意去投资。财务自由不是不受监管，而是指拥有成熟的市场和金融体系。”
“哦，您不会是想催熟咱华夏的市场和金融体系吧？咱内地没有这个条件，政府也不会答应的”谢冠军说道。
“现在肯定还不是时候，你们还没长大，还没成熟。但是要和国际接轨，一部分市场总会要开放的。”
李旭东沉声道：“市场就好比是赌桌，鱼龙混杂，只要开放市场，我们就必须上桌。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都是浸淫多年的赌王，只有你们是个连赌博规则都没搞清楚的小菜鸟。想要赢，想要不吃亏，不是不上桌，而是主动和他们中的一些顶级赌王交朋友，当盟友，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本事都学到自己手里。”
没办法，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太多不足之处。
改革初期实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即同一商品有计划内低价和计划外市场价。这虽然缓解了转型阵痛，但也催生了“官倒”现象——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或其亲属通过倒卖批文牟取暴利，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加剧了腐败。
“利改税”改革虽试图规范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但国营企业所得税率过高导致企业难以承受，最终被“承包制”取代。
这种“包死基数、超收多留”的做法使税收失去刚性，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生产资料分配仍由行政主导，导致“采购员满天飞”与“产品积压生锈”并存。尽管上海等地尝试建立展销市场，但整体上市场调节作用有限，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突出。
城市的改革不顺利，农村的改革也好不到哪里去。
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原有的集体服务体系崩溃。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幅下降，导致农田水利、机耕道等“共同生产事务”难以组织，农业基础设施维护陷入困境。
家庭承包制释放了生产力，但分散的小农户在市场中缺乏议价能力。当农产品价格受制于国家收购价或市场波动时，农民虽增产却难增收，甚至出现“打白条”等政府拖欠收购款的现象，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
集体经济的消亡不仅削弱了经济功能，也导致合作文化、集体意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干群关系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随之而来。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宏观治理与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
因为缺乏整体性、前瞻性的理论框架，政策常在“放”与“收”之间摇摆。制定政策的领导意见不一致，导致制度衔接不畅，甚至出现政策混乱。
怪谁？谁又不是意难平！为了一个信仰苦苦支撑一生，为了一个信念背负一生，到头来，发现被这信念所背叛，谁不觉得悲哀？谁不想坚持走回老路子？！
华夏全方位落后西方国家太多，想要全盘追赶上去，压根就不现实，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除了必要的国防工业，只能从最基础的来料加工业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