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商业世界的残酷真相：在利润最大化的铁律面前，道德常常成了可选项。我们称赞企业家“有眼光”“有手腕”，却很少追问他们的财富积累是否沾满灰色。就像这位创业者，她确实创造了就业、推动了行业创新，但这些成就建立在对消费者的欺骗之上。
更隐蔽的是那些“合规的恶”：用复杂的合同条款设陷阱，用大数据杀熟收割老客户，用“自愿加班”的名义压榨员工。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挑不出错，甚至被奉为商业智慧，但本质上仍是将他人利益作为垫脚石。就像精心设计的捕鼠夹，机关越巧妙，越让人防不胜防。
小区的物业经理，能让瘫痪在床的老人及时用上电梯，能让堵塞的下水道半小时内疏通，能让拖欠物业费的业主乖乖交钱。业主们说：“他办事靠谱，比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强多了。”
但他们不知道，他解决电梯问题，是因为收了供应商的回扣；疏通下水道快，是因为克扣了维修工的加班费；收物业费有办法，是因为掌握着业主的隐私把柄。有新业主举报他，老业主反而劝：“别较真了，至少他能办事。”
这种“结果至上”的评价逻辑，渗透在社会每个角落。我们太渴望问题被解决，太厌倦低效和推诿，以至于下意识地忽略了“解决者”的道德缺陷。就像病人在剧痛中抓住医生的手，哪怕知道这医生收红包，也会觉得“只要能治好病就行”。
这种心态背后，是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我们期待快速见效的奇迹，却容不下按规则办事的缓慢；我们崇拜力挽狂澜的英雄，却轻视坚守底线的庸常。就像干旱时，有人用污染的河水灌溉庄稼，村民们明明知道水有问题，却还是会感激他“救了庄稼”。
重点大学的系主任，把一个冷门专业做成了全国重点学科。他拉来的科研经费破亿，引进的人才拿了国家大奖，学生就业率常年第一。在学校的宣传里，他是“学科建设的领航者”。
但青年教师们私下说，他为了抢项目，不惜伪造数据；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故意泄露对方的研究成果；为了讨好领导，把学术会议变成了溜须拍马的场所。有学生问他：“您觉得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笑着说：“做成事，比做好人重要。”
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能力是硬通货，道德是装饰品。
但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的道德缺陷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既能雕刻艺术品，也能成为凶器，区别只在于握刀人的良知。
重建评价体系，需要我们多问几个问题：他的成就建立在谁的牺牲之上？他的效率是否破坏了规则？他的能力是否成了伤害他人的工具？就像判断一棵大树，不能只看它长得有多高，还要看它的根有没有扎在别人的地基里。
现实中，“会做事”与“是好人”并非天然对立。就像医生既能妙手回春，又能恪守医德；官员既能推动发展，又能廉洁奉公；商人既能创造财富，又能诚信经营。真正的稀缺，从来不是单纯的能力或单纯的道德，而是两者的结合。
警惕“会做事不等于是好人”，不是要否定能力的价值，而是要在能力之上，树立更高的价值坐标。因为一个只讲能力不讲道德的社会，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跑车，跑得越快，越容易坠入深渊。我们需要的，是既能让车跑起来，又知道何时该踩刹车的人，他们用能力解决问题，用良知守护底线，这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