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苏轼在被外放为官的这些年里所结交的那些笔友，这些人分别是驸马都尉王诜、苏轼的弟弟苏辙、好友王巩、太子少师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韩琦的侄女婿）、司马光、范镇、开封知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路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着作佐郎黄庭坚、藤县知县王安上（王安石的弟弟）。
之所以要提到苏轼的这些笔友自然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或是与苏轼交心的好友，或是与其政见高度合一的政治盟友，在外为官的这些年里苏轼正是借由与他们的通信来抒发自己的心中憋闷或是分享生活琐碎当中的各种酸甜苦辣。当然，生性率直的苏轼在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中也没少以一种挥斥方遒的气势大谈当今的国事。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新法的反对者，苏轼在这些书信里写下的很多内容都是极为敏感甚至是犯禁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那些诗词一样，苏轼在评议时政的时候也是极致的豪放和辛辣。
在密州为官三年后，苏轼又被调往徐州担任知州。公元1079年4月，三年任满的苏轼再又接到调令，他仍然是知州，只不过这一次他又回到了与杭州同处江南之地的湖州。
外贬已经九年了，此时已经四十二岁的苏轼仍然还只是一个小郡的知州。他或许以为王安石隐退之后他就能迎来仕途上的春天，甚至全国的政治局面也会为之焕然一新，可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王安石都已经罢相三年了，但新法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坚决反对新法的他依然只能继续在外为官，而且他的赴任地还是离京城越来越远的湖州。如此看来，他想要在官场出人头地、想要实现政治抱负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愤青很可怕，老愤青更可怕。在接到自己的调令后，苏轼按照制度需要向朝廷奉上一道谢表，而他带着怨气所写下的这份谢表最终险些为他招来杀身之祸，这便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在上呈给神宗皇帝的这份谢表里，苏轼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看似苏轼是在自谦，他称自己既蠢又笨，所以无法在皇帝身边伺候左右，也就只能去小地方当个父母官了事。实际上，苏轼这是在借机讽刺当朝的为政者，可问题就在于你这份谢表是写给皇帝看的，而皇帝现在又是新法的扛旗者。如此一来，苏轼这话在沟壑纵横拉架就不是在讽刺当朝的大臣，而是直接在暗讽当今的皇上太过于锐意进取干劲十足。这当然是委婉的说法，直白点说就是他在指责神宗皇帝这些年执迷不悟不断瞎折腾。
当今皇帝被臣子指着鼻子一顿明嘲暗讽，这种行为比起直接在奏疏里骂皇帝更为恶劣，因为你这样做不但是在犯上，更是在涉嫌侮辱皇帝的智商。出了这等“乱臣贼子”自然会让负责监察百官言行的御史台官员集体炸锅，新任御史中丞李定很快就打响了炮轰苏轼的第一炮。他在弹劾苏轼的奏疏里将苏轼外贬这几年的种种涉嫌犯上的言行都逐一罗列并由此给苏轼定了一个“包藏祸心、伤教乱俗、指斥乘舆”的罪名，李定据此请求神宗皇帝对苏轼施以重责（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如果说李定还算是在就事论事，那么御史舒亶就为此次事件狠狠地添了一把柴并浇上了一桶油。我们前面也说了，苏轼放在今天就是网络上的超级大V，而在当时他同样有着超强的舆论影响力和传播力。他当时的每一首诗词一经落笔就会让世人争相传颂，虽然这传播的速度比不了当今的网络，可随之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却是不遑多让。
舒亶收集了苏轼在外贬这些年里所创作的一些诗词，尤其是着重研究了苏轼到地方去视察工作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民政和时政的诗词，然后他从中挑选出了一些他所认为的涉嫌诋毁朝政暗讦君上和大臣的词句。比如涉嫌攻击青苗法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再比如涉嫌攻击科举改革制度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又比如涉嫌攻击农田水利法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再者就是涉嫌攻击盐政的“岂是闻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舒亶由此指控苏轼其所为“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随同这份弹劾奏疏一道呈上的还有苏轼刻印发行的三卷诗集，舒亶特意在其中将某些句子做了特殊标记以坐实苏轼诽谤朝廷之罪。
我们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御史对苏轼的这些指控并非蓄意陷害，而是事实。那些落在白纸上的黑字的确出自苏轼的笔下，而他也确实借由诗词在讽刺他所以为的“天下汹汹然”。
苏轼的这种行为其实很常见，尤其在一些嘴巴很大但又不想或不敢直言的文人墨客身上屡见不鲜，比如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我们就经常见到一些所谓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就时常说一些很是隐晦话来隐喻现实社会。他们或是给你讲个笑话，或是通过某个小事含沙射影地暗讽某种社会现象乃至是某个具体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明人偏要说暗话，而且因为这些人有学识有才华，所以他们也由此觉得自己的手法很高明并为此而自鸣得意。实际上这却是自作聪明，你这样做得罪了君子倒还好说，但如果你所冒犯的是比你还要心理阴险的卑鄙小人，那么某一天指定会有你哭爹喊娘的时候。
说来这也是所谓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一大悲哀之处。正如我们很早之前说到过的那样，这些人除了嘴巴大笔头硬之外几乎毫无特长，虽然具有铮铮铁骨的文人也是大有人在，可绝大多数的文人还是骨头偏软，这些人在沙包大的拳头面前可以瞬间扑倒在地然后流泪忏悔，可只要你收起拳头他立马又在嘴上表现得铁骨铮铮。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句话或许就是这一类人发明的，因为他只能动口从而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可如果他们的拳头够硬就绝不会跟你动什么嘴。当然，这些人指定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君子，他们最多算是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怯懦阴毒的伪君子。
我们说这些没有暗讽苏轼是个嘴硬骨软之辈的意思，只是闲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重点是苏轼因为他的大嘴而招来了麻烦，身为政府官员的他因为涉嫌攻击时政甚至是攻击皇帝和宰执大臣而招到了国家检察机关的起诉。或许有人会说宋朝是一个开明的社会，而且还有不杀言事者的祖宗家规，苏轼这样做又有什么危险呢？
请注意，苏轼这种行为可不是在言事，而是在言人言政。如果皇帝或大臣做了错事，你可以上疏直言甚至可以直接当面开骂，这样做不但没什么大罪，反而还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更是一个会受人称道的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正臣，比如说陆游的外曾祖父唐介就是因为敢于当众指斥皇帝和宰相而闻名于史。苏轼呢？他没有就事论事，更没有直言以对，而是在借由诗词拐弯抹角地对时政进行冷嘲热讽，严重点说是在指桑骂槐。
还是那句话，这不但是在攻击他人，更是在公开炫耀自己的小聪明并以此侮辱对方的智商。这里举一个最简单最容易弄明白的例子，同样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为什么战俘享有人权而间谍却可以当场将其直接处死呢？原因就一个，因为你小子玩阴的，你不宣而战，你破坏了规则，所以规则也不会保护你。
在御史们的弹劾以及强烈奏请下，神宗下令立马派人前往湖州将苏轼缉拿回京并受审，而此案的两位主审官则是言官集团的两位大头领：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
由于苏轼被弹劾一事早就在京城里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他将因此而被严惩甚至是被砍头的小道消息也被传得满城风雨，这让苏轼身处京城的一众好友不禁为他是捏了一把冷汗。当朝廷的缉捕令正式发出之后，与苏轼私交甚笃的驸马都尉王诜利用自己皇亲的身份迅速地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命人紧急去将此事告知苏轼的弟弟苏辙，然后再让苏辙通知苏轼早做准备，毕竟这一次可能会有性命之灾。
如王诜所愿，苏轼在自己被抓捕前得到了这个坏消息，可他又能怎样呢？逃吗？他一个年过四旬的书生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更何况如果他逃走了，那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以及仆人又怎么办呢？这种舍人为己的事苏轼还真的是干不出来，于是他选择了直面危机。
公元1079年9月，时隔多年以一个罪人的身份重回京师的苏轼随即就被扔进了御史台的大狱，一场欲置苏轼于死地以及为营救苏轼而忙前奔后的较量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