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尔玛提亚的街头，她们看见举着自制标语、挥舞手臂、喊着整齐或杂乱口号的人群，人声鼎沸，情绪高涨。在小朋友天真的认知里，这俨然是一场盛大的游行，如同节日般令人兴奋。
她们路过喧闹的集市，被那些摊位上堆积如山闪着廉价光泽的小玩意儿吸引——造型奇特的钥匙扣、印着模糊摇滚明星头像的T恤、色彩艳丽的塑料首饰。她们以为这是一场全城参与的、充满淘宝乐趣的巨型跳蚤市场。
广场上，抱着旧吉他弹唱的年轻人眼神飘向远方，哈利跟丫丫说那人似乎沉醉在音乐的艺术之中。他并不知道，那份迷离更大概率是源于劣质伏特加的灼烧，以及对明日何往的彻底茫然。
而在基斯里夫城，这种热闹演化为一种更具时代特色的活力。
譬如这个时代特有的、怎么禁也禁不了的、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的的景象——倒买倒卖。
城市的中心商业区，也就是巨大的红场附近，有两家规模巨大的百货公司。
一家是中央百货公司。
典型的斯大林时代建筑遗存，深灰色的墙体，四四方方的轮廓，巍峨而冷峻，远远望去像一座被工业烟尘反复熏染过的巨型混凝土墓碑。
它完美体现了那个已逝时代的审美：追求坚固与永恒，代价是色彩的单调、线条的刻板以及整体氛围的沉重压抑。
走进内部，格局亦如旧时代所有国营商店一样，柜台高得像堡垒，售货员的脸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
另一家是国家百货公司。
它更老一些，是十九世纪末修建的买卖大棚。
尽管历经岁月，至今仍保留着那个旧时代的骨架：上下两层，下层两排店铺中间是宽敞的通道，上层有几座精巧的小桥相连通；屋顶是巨大的玻璃与钢筋结构，阳光投射下来，让飞舞的尘埃看起来像金粉。
不管哪一家，不管你是混凝土墓碑还是玻璃大棚，里里外外都被汹涌的人潮彻底淹没。
在这片沸腾的人海中，最醒目、最喧嚷、生命力最蓬勃的，是一群拥有东方面孔的身影。
他们在当时有个响亮且带着点江湖气的别称——倒爷。
他们通过那条横跨两国的铁路，把自己背上、肩上、手里提着的巨大编织袋里的轻工业产品——从花花绿绿的袜子到一次性打火机，从廉价的电子表到由不知道哪生产的运动服——统统换成了一叠叠的卢布。
然后，在登上回程的列车之前，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轻松赚来的卢布，再次转化为实物商品。
这些商品要么是能在故乡卖出好价钱的“洋货”，要么至少是能证明自己“出过国、见过世面”的纪念品。
于是，采购现场演变成了一种极具观赏性的、混合着焦虑与豪迈的奇观。他们的购物方式毫无矜持可言，架势宛如一群发现了无主宝藏的劫掠者，又像是一夜暴富后急于散财的土豪。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全包上！我要了！”蹩脚的基斯里夫语单词混合着激动的手势。
“这件大衣，所有尺码！每个尺码给我来三件！不，五件！”手指急切地敲打着柜台玻璃。
“最小的金戒指！16号的！对对对！有多少？先来十个！快点！”没有拆开的整沓钞票被直接拍在柜台上。
类似的喊声，以各种口音扭曲的基斯里夫语，或者干脆是依靠手势、眼神和货币进行的原始沟通方式，在各个柜台前此起彼伏。
这种挥金如土的购物狂欢，自然无法逃过某些敏锐的眼睛——尤其是那些在商场里来回巡逻、眼神如鹰隼般锐利的警察。
只要这群震旦倒爷聚集在某个柜台前，挥舞着成叠的卢布，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语调高声叫嚷，不出片刻，他们的身后总会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身影。
警察会停下脚步，双手背在身后，如同一名极有耐心的猎人，沉默地观察着眼前的肥羊。
倘若倒爷与售货员因价格或数量发生口角，或者他们采购的战利品堆积如山，严重堵塞了本已拥挤的通道，这时，警察便会行动。
他们通常不说话，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更不会掏出手铐。只是走上前，用那根黑色的短警棍，轻轻点了点正亢奋的倒爷的肩膀，然后朝着走廊尽头那间挂着“值班室”小牌子的房间，努了努嘴。
做完这个动作，警察便转身离开，留下一个笔挺而威严的背影，传达着“跟我来”的指令。
最初，那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倒爷们大多会被这阵势唬住。他们会惴惴不安地跟着走进那间弥漫着烟味的狭窄房间，心脏砰砰直跳，脑子里飞快地反思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严重条款。
然而，在经历了那么两三次之后，他们便恍然大悟。
这间小破屋子，既非审讯室，也非候审室，它本质上就是个收费站而已。
如果不给守关的警察塞点什么意思意思——最好是几张卢布，有时一瓶伏特加或二锅头也行——那么，你今天很可能无法继续购物。
甚至，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会频繁地光顾这间小屋。
给钱吧，破财消灾。倒爷们如此想着。
而这笔罚款可不会上交，那是警察的“外务收入”。是他们在这个工资不够吃喝的年代里，养活老婆孩子的额外收入来源。
有趣的是，这种始于勒索与妥协的关系，在日复一日的打交道中，竟逐渐演变，甚至发展出某种颇具人情味、乃至荒诞的合作模式。
某些头脑灵活、路子宽广的倒爷，成为了国营百货公司的供货商。他们早在跨国的火车上，就利用资金、口才和关系，垄断了某几样极其紧俏的商品。火车一到站，就直接联系百货公司的经理，把货通过后门运进去。
这时，那些穿着制服的警察就会变得无比殷勤。
你会看到一个平时威风凛凛的警察，此刻正把警棍别在腰后，扛着一个体积惊人的红白蓝三色编织袋，步履稳健地帮着倒爷把货搬进仓库。
沉重的货袋卸下，警察直起身，用手背抹去额角渗出的细汗。倒爷则会默契地递过去一叠比往常“意思意思”厚实得多的卢布。
警察接过，指尖熟练地捻了捻厚度，脸上往往会绽放出一抹真诚的笑容。
帮倒爷搬货的钱，有时甚至比那个月发的工资还要高。
在这片处于巨大变革阵痛的土地上，在生存的迫切需求面前，许多曾经坚不可摧的概念——诸如法律、秩序、尊严，乃至国界的意义，统统都在金钱面前低下了头颅。
除了百货商店，街头巷尾也到处是倒卖商品的本地人。
有人卖自己地里产的土豆和洋葱；有人私下找上倒爷谈价，然后当二道贩子；还有人则不断兜售过去的生活，直到没有什么可卖为止。
基斯里夫这座古老的城市，对这种街头自发且带有混乱生命力的“繁荣”并不陌生。从历史的长镜头望去，如此景象大规模地涌现，这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一战即将结束时，第二次是十月革命后初期，第三次就是眼下。
每一次伴随着这种畸形繁荣的，都是饥馑、瘟疫、灾荒，或是国家经济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滑向灾难的边缘。
这一次，圣理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托底。
他们可以开设小教堂，发放救济面包，将那些愿意接受信仰、踏实肯干的人组织起来，送进重启的工厂，给他们一个稳定可见的明天。
比起原本的历史，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