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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七年秋，突厥二十万铁骑压境，豳州对峙正酣；迁都之议甫定，秦王再出征。而当北疆战云密布之时，西南边陲却上演着另一场不动刀兵的征服，一位宽厚长者，正以德政收服千里夷疆。
蜀郡成都，州衙深处的老旧卷宗堆里，藏着这样一段佳话。
那是隋朝大业年间的旧事。当时京兆人韦仁寿任蜀郡司法书佐，主管刑狱。此人面庞清癯，双目温润，说话不疾不徐，却自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他审案从不严刑拷打，只是反复推究情理，务求水落石出。经他判决的囚犯，无不心服口服，无一人喊冤。
最值得称奇的是，那些被判死刑的重囚，临刑之日，往往会在刑场上向西跪拜，口诵佛号，神色平静如常。
监刑官不解，问其故。囚犯答道：“韦公判我死罪，必是我罪有应得。临死前拜谢韦公，愿他来世平安。”
此事传开，蜀郡百姓都说：“韦司法判案，连死人都感激。”
隋末大乱，蜀中虽偏安一隅，亦不免动荡。韦仁寿守职如常，护佑一方平安。乱世之中，这样的官员，便如黑夜里的孤灯，虽不耀眼，却给人希望。
武德元年，大唐立国。韦仁寿的事迹传到西南，边地震动。
这一年，南宁州（今云南曲靖一带）的爨氏豪强首领爨弘达，审时度势，率西南诸夷归附唐朝。皇帝李渊大喜，遣使者前往安抚。
然而，使者们到了西南，却让爨弘达大失所望。
这些人名为安抚，实则作威作福。他们住最好的寨子和房子，吃最肥的牛羊，对夷人颐指气使，动辄索贿。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些性子刚烈的部落，干脆举兵反叛。
消息传回长安，李渊眉头皱起。他知道，西南不比中原，一刀一枪打不服，得用对的人，突然想起一人。
“韦仁寿何在？”他问。
裴寂道：“韦仁寿现任巂州都督府长史，在蜀中多年，深得夷汉民心。”
李渊点头：“就是他。”
一道诏书从长安发出，任命韦仁寿代理南宁州都督，治所暂设越巂（今四川西昌），命他每年深入南宁州辖区一次，安抚诸夷。
武德七年秋，韦仁寿率五百士卒，自越巂出发，南下西洱河（今云南洱海）。
五百人，对于茫茫数千里夷疆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但韦仁寿相信，有些东西，比千军万马更有力量。
他没有摆出朝廷命官的威仪，而是每到一处，便召集当地酋长，和颜悦色地询问疾苦。他带来的不是刀兵，而是盐、布、铁器，全部是夷人最缺的东西。
“朝廷设官，不是为了收你们的粮，而是为了让你们日子过得更好。”他这样对酋长们说，“你们若有难处，只管告诉我。”
酋长们将信将疑。这些年，他们见过太多汉官，都是来要粮要人的。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莫非是假仁假义？
但韦仁寿说到做到。有一个部落遭了虫灾，他当即减免当年的赋税；有两个部落因争水源械斗，他亲自前往调解，划清地界，双方心服口服；有一个酋长犯了法，按律当罚，他却只让那人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没有关押一人。
消息传开，远近夷人纷纷前来归附。
“这位韦都督，和以前的汉官不一样。”一个老酋长对众人说，“他是真把我们当人看。”
三个月间，韦仁寿周行数千里，深入不毛之地，所到之处，蛮夷豪帅莫不稽首，心服口服。
这日，韦仁寿站在西洱河畔的山岗上，望着眼前层叠起伏的群山。秋风拂过他的衣袂，带来远处村寨的炊烟气息。他沉默良久，忽然抬手指向山间一片开阔的坝子：
“此处可设一州。”
随行的书吏连忙铺开竹简，蘸墨提笔，等候下文。
韦仁寿没有急着开口。他的目光越过那片坝子，望向更远的山影，那些山后面，是无数个未曾踏足的部落，是千百年来未曾真正归属过中原王朝的土地。
“叫什么名字？”书吏轻声问。
韦仁寿沉吟片刻，缓缓吐出三个字：
“西宗州。”
书吏笔尖一顿，抬头望向韦仁寿，眼中带着探询。
韦仁寿知道他想问什么。西洱河之地，自古无有名号，蛮语繁杂，汉人难解。为何偏偏是“西宗”？
他望向远方，声音平静而悠远：
“西者，位处大唐之西，不忘其所归也。”
这是地理的定位，也是政治的宣示。无论这里离长安多远，它终归是大唐的西方疆土。
“宗者，根本也，源流也。”他顿了顿，“此地群山环抱，河流纵横，足以养育一方百姓。若能在此立州，便是为西南夷民立一根本，为朝廷开一源流。”
书吏若有所思，笔尖在竹简上轻轻游走。
韦仁寿继续说道：“再者，宗者，宗族也。西南诸夷，多以部落为聚，宗族为系。以‘宗’名之，亦取其亲附归顺之意。愿此州百姓，世代和睦，如宗族之相亲。”
他转过身，望向那些正在远处劳作的夷人，他们有的在伐木，有的在采石，有的在夯土筑城。这些人，十天前还在各自的山寨里，如今却聚在一起，为他这个汉官修建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