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王爱佳在帮厨的间隙，轻声对二哥王建军说：
“二哥，上午我给局里一位老领导电话拜年，他以前在教委工作过。
他听我提起家里孩子高考的事。
只含蓄地说了一句‘年前那批重点核查的考生档案，都已经密封送审了……
我琢磨着，这像是……在说最难的审查关已经过了？”
王建军“嗯”了一声，继续手里的活计：“领导关心了。
等消息吧。”
几乎同时，王建军就接到一个电话。
是厂里一位老工程师打来的，末了仿佛不经意地提了句：
“主任啊，听说你们家孩子考试的事，惊动了上面联合调查组？
嗨，这阵势……
不过昨天厂部这边接到市里一个协调生产的电话。
里头顺带提了句，让厂里‘继续关心像王建军同志这样有突出贡献的干部及其家庭’。
这话……有点意思啊。
我就知道那些捕风捉影的污蔑……”
这些碎片化的、迂回的、来自不同体制内角落的隐秘信号。
像细小的溪流，无声地汇向王家。
它们不证明结果，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事实：
针对王家的“调查”风波，在更高的层面上，已经定性、翻篇了。
真正的知情者们，正用这种谨慎而善意的方式，传递着安定人心的信息。
至于成绩和录取，那仍然是锁在各级招生办保险柜里的最高机密。
无人能提前窥探，也绝不可能在正月里就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傍晚，最后一个拜年的亲戚离开。
王建军站在屋檐下，望着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胡同。
他知道，真正的“通知”到来之前。
这段看似平静的时光，是家族声望发酵、也是孩子们静心等待的最后阶段。
外界所有的猜测与关注。
都将在那张印着高校红章的录取通知书寄达时，找到唯一而权威的答案。
正月初二，按老礼是“迎婿日”，也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
一大早，王爱佳和丈夫何武就带着何斌、何芮，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们要紧着时间回一趟何武老家。
王家小院里顿时清静了不少。
但过年的余温还在，空气中飘着昨夜留下的淡淡饭菜香和鞭炮烟火气。
王建军和聂文君也带着王皓文、王靖雯和王皓然三兄妹，准备去南锣鼓巷给聂父聂母拜年。
出门前，王母特意嘱咐：
“文君，跟你爹娘说，过了初五，让他们都来家里吃饭，咱家包饺子。”
到了聂家，屋里比平日热闹。
聂父聂母在唠家常，聂文娟在他们身边坐着神游天外。
聂文涛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六三年的聂永康现在也已是个半大少年。
有些腼腆地坐在一旁；
二儿子聂永安（六九年生）正是八九岁狗都嫌的年纪。
在屋里待不住，一会儿碰碰这儿，一会儿摸摸那儿；
最小的女儿聂永莹（七四年生），小家伙四岁左右。
穿着崭新的红棉袄，扎着两个小揪揪。
被母亲搂在怀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来拜年的姑父姑母和表哥表姐。
王靖雯一进门，目光就落在了小永莹身上。
“莹莹，还记得表姐吗？”
她笑着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用漂亮糖纸包着的水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