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经达成了三个联合攻关项目意向。”
王建军展示了第二次技术交流会那份《攻关课题与协作意向备忘》。
上面清晰地列着三个课题、参与单位、初步分工和红星厂的订单承诺。
“我们初步估算……”
王建军总结道：
“如果这三个联合攻关项目成功，不仅能解决‘星火’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使其成本降低约15%，性能提升20%以上；
同时，也能带动参与协作的兄弟厂，获得稳定订单。
更新部分设备，激活他们的技术研发能力。
相当于用一份投入，同时盘活了几家厂的技术存量，放大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他没有提任何“扩大自主权”的政策术语。
但整个汇报，从问题分析到实践探索，无不紧扣“如何让企业更有效利用资源（资金、技术、设备）”这一核心。
并且提供了一套基于市场纽带、利益共享的、可操作的微观解决方案。
张司长听得非常专注，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
等王建军讲完，他沉吟片刻，问道：
“王建军同志，你们这个协作模式，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或者说，如果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更顺畅地运行，甚至推广。
你们认为从政策层面，最需要解决什么？”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也给了王建军一个表达“想法”的绝佳机会。
王建军坐直身体，语气慎重而坦诚：
“张司长，从我们目前的实践看，主要阻力来自两方面。
一是厂际结算和利益分配缺乏明确规范。
比如技术协作经费如何列支、攻关成果带来的超额利润如何分成。
现在都是口头约定或简单备忘，缺乏制度保障，不利于长期合作。
二是对一线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的激励手段单一、力度有限。
现在主要靠荣誉和少量奖金。
但对于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的团队和个人，激励的及时性和强度还不够。
难以持续调动最深层次的积极性。”
他稍微停顿，观察了一下张司长的反应，然后继续道：
“因此，我们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是否能在试点企业，探索设立‘厂际技术协作基金’。
资金来源可以从企业增长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专款专用。
用于支持跨企业的共性技术攻关。
使用和分配办法由参与企业协商，报上级备案监督。
第二，是否能在政策上明确。
对于通过技术革新、协作攻关创造显着经济效益的。
允许企业从新增利润中提取更高比例，用于重奖有功团队和个人。
并且这部分奖励，与企业的工资总额管控适当脱钩，真正体现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
这两个建议，第一个是为他的“协作网”寻求合法资金池和制度保障；
第二个，则是为他下一步更大幅度地激励技术骨干，提前进行政策铺垫。
既立足当前实践，又指向未来更深化的改革，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张司长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转向调研组的其他成员：
“大家有什么问题？”
随行的计委和财政部干部又追问了一些细节。
特别是关于成本核算、资金流转的合规性，王建军和老孙一一
作答，数据清晰，逻辑严密。
调研持续了整整一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