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推开窗户，冰冷的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却让他精神一振。
潮水已至，他必须站稳，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因为很快，就不是他一个人。
而是他身后的工厂、家庭、乃至一条正在成形的脉络，都将随着这时代的潮水，起伏前行。
1979年1月1日。
《百姓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同一天，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标志着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四九城被列为第一批试点城市。
而红星轧钢厂毫无悬念地名列试点企业名单之首。
厂里的新年气氛，被这份沉甸甸的政策文件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王建军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召开了全厂干部大会。
没有张灯结彩，只有会议室墙上新挂出的一幅标语：
“用好自主权，争当排头兵”。
“同志们，从今天起，国家把一部分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利润留成使用权……
以及内部人事和分配权，交给了我们。”
王建军的声音清晰响彻整个礼堂，
“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躺在上面睡大觉，是要我们扛起更重的担子，闯出一条新路！”
他宣布了厂党委研究后的几项立即执行的新措施：
一、成立“市场销售科”，专门负责“星火”系列等计划外产品的市场开拓；
二、在财务科下设“利润留成基金管理小组”，制定详细的使用和审批章程；
三、技术科改组为“技术研发部”，下设“工艺攻关室”和“新产品开发室”；
四、人事科启动“优化劳动组合”试点调研。
每一项，都指向更深层的变革。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协作网”内部。
有了更明确的利润留成和分配政策，王建军立即着手将之前的“君子协定”制度化。
他召集四家协作厂的负责人，在市经委的见证下，共同签署了一份《试点企业技术经济协作协议书（草案）》。
协议明确了技术攻关的“委托-受托”关系，规定了基于新增利润的阶梯分成比例。
设立了由五家厂共同派员组成的“协作基金管理委员会”，甚至约定了技术成果的共有和后续改进权益。
签字仪式后，东风化工厂的钱书记拿着还带着墨香的协议副本，手都有些发抖：
“王主任，这……这就算有个说法了！咱们这协作，算是名正言顺了！”
“这才刚起步。”
王建军与他握手：
“老钱，接下来要看你们的了。涂层要尽快量产，质量要稳。
我们的采购合同，下周就签。”
协议签署的消息，连同红星厂内部机构改革的简报，被市经委作为“试点初期动态”，报送到了国家经委。
一月十日，王建军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来电者是轻工业部下属一家大型日用化工厂的厂长，姓沈。
对方语气客气，甚至有些急切：“王主任，久仰大名！
我们看到报纸上关于你们技术协作的报道，深受启发。
我们厂在新型洗涤剂助剂上遇到个技术难题，不知道……
能不能请你们协作网里的化工专家，帮忙给看看？
当然，我们可以支付咨询费，或者按你们协议的模式来合作……”
王建军心中微动。
影响力，已经开始辐射到系统之外了。
他没有立即答应，只表示需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并需要与协作伙伴商议。
挂掉电话，他意识到，“协作网”这种模式，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和技术服务平台。
这远比他最初设想的“供应链优化”意义更大。
与此同时，一封来自西南的信，终于送到了王建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