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四九城，暑气初显。
红星轧钢厂牵头成立的“横向经济联合试点”正式启动运行。
而“工业自动化与管理现代化研究协作组”也在一片务虚的学术气氛中低调成立。
两件事并行不悖，却微妙地指向不同的未来。
联合试点办公室里，算盘声和争论声不绝于耳。
首次需要具体分配的，是过去半年协作攻关产生的、已明确归属的增量利润。
财务出身的孙科长领衔的核算小组。
面对一堆错综复杂的成本分摊、工时记录、材料调剂单据，挠破了头。
“赵主任，你们二机床改进工艺。
用的是我们红星厂提供的特种钢试验料，这部分成本怎么算？”
孙科长指着账目。
“孙科长，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攻关投入的人力、设备折旧，还有失败的损耗呢？”
二机床的财务科长寸步不让。
“还有我们东风厂，”
钱书记插话：
“涂层配方是我们出的，但前期实验用的化学试剂，有一部分是无线电元件厂支援的……”
利益面前，原本“兄弟一家亲”的氛围，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痕。
王建军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介入。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只有经过充分的、甚至有些激烈的博弈。
这样最终形成的分配方案，才可能是相对公平且能被各方接受的。
这也是联合试点必须经历的“成人礼”。
他只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才出面定下几条基本原则：
尊重原始协作备忘、成本按实际发生核算。
人力投入难以精确量化的部分“宜粗不宜细”。
最终要确保攻关主要贡献方获得大部分收益。
相比之下，由郑教授挂帅的“研究协作组”则显得阳春白雪。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红星厂职工培训中心的小教室举行。
来的多是教授、讲师和研究所的年轻技术人员。
议题是“计算机基本原理与在工业管理中应用的潜在前景”。
王皓文作为联络人和学生代表列席。
王建军以“提供后勤支持的基层干部”身份旁听，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记录。
会议决定，第一步工作是翻译整理现有的国外技术资料，并着手寻找可供学习的“实物模型”。
郑教授在会上“无意间”提到，听说国外有些大学实验室淘汰的旧计算机设备。
有时会作为教学模型处理，价格低廉。
如果能找到渠道引进一两台，对研究工作将是巨大助力。
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但也感叹渠道难寻，外汇更是宝贵。
会议结束，王建军“恰好”与郑教授同行，闲聊般提起：
“郑教授。
您说的这个旧设备，我们厂在对外技术交流时，好像听说过一点线索。
如果是完全用于研究、且价格确实低廉。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市经委，尝试申请一下？
毕竟这也是为了国家新技术跟踪研究。”
郑教授眼睛一亮：“王主任，如果有线索，那太好了！
我们这边可以立刻组织专家，出具正式的技术需求论证报告。
说明其对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好，我回去就汇报。”王建军点头。铺垫已经完成。
六月中旬，王援朝从西南前线归来，在家短暂停留了三天。
他黑了，瘦了，但眼神更加锐利沉稳，手臂上的伤疤成了褪不去的印记。
他没有过多讲述战场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