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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是中东铁路进入华国后的第一站。
这是一座严格按照几何规划建造的殖民城市，它采取西方方格网状布局，以火车站作为城市中心，站前为商业区和行政区，再远些是层层叠叠的居民区，向四周辐射出规整的方形街区，与城外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城市目前大约有五千左右的常住人口，其中沙国侨民能占到了六成左右，他们与华国百姓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中，渐渐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并且由于沙国人对华国人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因此双方隔阂颇深平日也很少往来。
自从十月末“鼠疫”爆发后，沙国当局立即就将华国百姓视为重点防范对象，在他们眼中华国人是“污秽”、“不卫生”的，抛开病毒的出现就沙人大肆捕猎旱獭所导致的事实不谈，却诬陷去打工的华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最后竟使“防疫”行动迅速地演变为了“种族大清洗”。
“满洲里”火车站内。
西伯利亚十五联队第三旅的士兵正处于戒备中，他们作为“铁路护路军”的精锐力量，正在执行将所有疑似感染的华国人都赶上火车并驱逐到东北内地的任务呢。
所谓的“隔离医院”就设在铁道的岔路上，是由若干平日装货物的“瓦罐车厢”连接而成的，所有感染的华国人都像货物一样被塞到这些车厢内，几十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连通风设施都没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铁皮棺材”。
在瓦罐车周围有大量哥萨克持枪把守着，新送过来的华人几乎只是简单粗暴地看几眼后就被送入车厢内，也就形成了“没病的得病，有病的发病、病重的去死”这种恶性循环。
尤其是到了十二月以后，随着送来的感染者变多，隔离车厢内变得更加肮脏不堪，死亡人数也随之迅速增长起来。
正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东铁路最高指挥官霍尔瓦特中将才发出指示，将所有感染者都强行装上火车，集中向哈尔滨、长春方向驱逐。
可怜了这些百姓呦，就跟畜生一样让沙军从瓦罐车内拖出来，紧接着又被连踢带打的塞进另一辆等候出发的火车上去，甚至连一点吃食饮水都不给带，如果没人管的话，他们能活下来的机会将十分的渺茫。
但真的会没人管么？至少有杜玉霖在的这一世，不会。
此时就在“满洲里”东南面的坡地后，杜玉霖麾下的“巡防营”正缓缓展开，随时准备对这座“沙国人”霸占了十年的华国城市发起进攻。
沙国人也是霸道惯了，他们可能从没想过在这里能遇到军事威胁，所以在城周围压根就没有设置观察哨，这使得部队的展开变得极为从容。
左翼，超编严重的步兵第二营、第四营正埋伏在铁路路基附近准备前去夺下火车站，打头阵的“敢死队”士兵将绑腿解下来缠在了机枪上，以此来防止金属碰撞发出响声。四营管带李景林正小声地叮嘱着手下，“打大鼻子务必先打马啊”。
中路，炮兵们正在拼命地将六十多门刚组装好的沙制“M1909”山炮推向高处，由骆驼驮来的炮弹箱也被一箱箱地搬到后面堆好，管带高凤山来回穿梭于各炮之间检查着校准情况，只为确保总攻发起时能快速歼灭沙军的炮兵主力。
右翼，一千二百匹战马已经列队整齐，马蹄上都包着破布，所有骑兵皆身穿褐色美制军服、人手一把“斯普林菲尔德M1903”骑兵枪。在队伍正前方，一员大将傲然坐于马上，他正是“护路队”队长马占山。
在这三路人马的大后方，步兵第一营和骑兵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等在那里，高坡上则站着“帮统”黄瑞和宋大宇和邱天明两位管带。
这次，“后路巡防营”可以说是精锐尽出，除了刚被招安过来新编成的后三营外，杜玉霖将自己麾下最能打的四个营都派出来了，连带着二十三镇炮兵营和马占山“护路队”的骑兵主力，六千五百名士兵历时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到达此处，只为能在十二月的最后几天攻占“满洲里”啊。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想要借着“疫情”来进一步压缩沙国在东北的军事力量，那关键就是要将中东铁路的入口处给它彻底堵死，这样不但可以防止感染者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内地，还能阻滞沙军的后续补给进入东北，为杜玉霖带兵北上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争取到宝贵时间。
“快速拿下满洲里并构筑防御工事，拆除掉西侧的全部铁轨，务必守到我带兵赶到啊。”
这是杜玉霖在临分别前对黄瑞、马占山、宋大宇、赵猛、邱天明和李景林这几名将领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知道此战凶险无比，稍有疏漏就可能会功亏一篑啊，一旦沙国人缓过劲来反击回来，之前取得的一系列战果都将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