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派人搜集天下典籍，充实宫廷藏书，鼓励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试图以汉文化的“文德”弥补鲜卑民族的“武功”短板。
同时，拓跋珪并未完全摒弃鲜卑传统，他保留了宫廷中晨昏演奏鲜卑语《真人代歌》的习俗，所定礼仪、官名呈现“胡汉杂糅”的特点，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既缓解了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又为北魏文化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母族干政，拓跋珪创立了“子贵母死”制度——帝位继承人一经确立，其生母便被赐死，这一制度虽在短期内遏制了外戚专权，却为北魏后期的宫廷斗争埋下了隐患，成为影响王朝命运的重要伏笔。
在经济发展上，拓跋珪重视农业生产，鼓励移民垦荒，将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安置在平城周边及黄河流域，推广中原的耕作技术与农具，使北魏的农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同时，他保留了鲜卑民族的畜牧业优势，在北方草原设立牧场，发展畜牧产业，形成了农牧并举的经济格局，为北魏的国力提升提供了物质保障。
经过数年的改革与发展，北魏逐渐摆脱了游牧部落的原始形态，成为一个制度相对完善、经济稳步发展、军事实力雄厚的封建王朝，为后续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功业的鼎盛与皇权的巩固，拓跋珪的性情逐渐发生剧变，晚年的他深陷猜忌与暴虐的泥潭，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这一转变的背后，既有权力巅峰带来的人性异化，也与他长期服食寒食散密切相关。
自太医阴羌死后，无人能有效调控寒食散的药力，拓跋珪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药物的副作用使其变得暴躁多疑、喜怒无常，常常陷入莫名的焦虑与恐惧之中。
天赐六年（409年），拓跋珪的精神状态已极度不稳定，他有时几天不吃饭，有时通宵达旦不睡，将北魏境内发生的灾害与变故都归咎于大臣的失职，动辄以小过诛杀官员。
他常常回想以往的成败得失，整天整夜自言自语，仿佛身旁有鬼与他对话。
大臣们觐见时，只要神色稍有变化、喘息不自然，或是行走脚步不合节度，都会被他认定为心怀恶意，当场亲手痛打甚至斩杀，被杀者的尸体往往陈列在天安殿前，震慑朝野。
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官员们人人自危，政府机构荒废怠惰，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盗贼公然横行，而拓跋珪对此却放任不管，声称“我是故意放纵他们才会这样的，等过了灾年，自当再行清理和整治他们”。
在这种暴虐的氛围中，许多开国功臣与宗室贵族先后遇害。
平定中原立下大功的常山王拓跋遵、司空庾岳，以及曾与拓跋珪一同创业的卫王拓跋仪，皆因遭其猜忌而被赐死，这些无辜的杀戮严重动摇了北魏的统治根基，也让拓跋珪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同年七月，慕容氏旁支一百多家因图谋外逃被发觉，拓跋珪下令将其三百余人全部赐死，进一步加剧了宫廷内部的恐惧与矛盾。
矛盾最终在十月爆发。
拓跋珪因猜忌宠爱的贺夫人（其子为清河王拓跋绍），将其囚禁并准备处死，贺夫人暗中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
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为救母亲，深夜率领亲信闯入宫中，当时拓跋珪正醉卧天安殿，毫无防备。
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拓跋珪惊醒后厉声怒斥：“逆子！汝安敢……”，话音未落便被拓跋绍的亲信斩杀，这位开创北魏基业的开国皇帝，最终死于亲生儿子之手，享年三十九岁。
拓跋珪死后，其长子拓跋嗣诛杀拓跋绍及其党羽，即位为明元帝。
永兴二年（410年），拓跋嗣追谥拓跋珪为宣武皇帝，庙号烈祖。
泰昌五年（420年），改谥号为道武。
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拓跋宏又改其庙号为太祖，可见北魏历代君主对其开国之功的认可与尊崇。
作为北魏王朝的奠基人，拓跋珪的一生虽以悲剧落幕，但其历史功绩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的发展轨迹，成为南北朝时期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
在军事与政治层面，拓跋珪以十六岁之龄复国，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统一漠南、灭亡后燕，建立起横跨草原与中原的庞大政权，结束了北方部分地区的分裂局面，为后续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他推行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政策，打破了鲜卑部落的原始体制，加速了游牧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仿汉制建立的政治制度与官僚体系，构建了北魏王朝的统治框架，为胡汉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
正如崔浩评价：“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其改革举措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上古圣王相提并论。
在文化与民族融合层面，拓跋珪兼容胡汉文化的态度，为北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他推广儒学教育、搜集典籍、修撰国史，促进了汉文化在北方的传播。
同时保留鲜卑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胡汉融合文化，为后续孝文帝改革埋下了伏笔。
这种文化融合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更推动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复苏与发展，为隋唐大一统文化的形成积累了养分。
张大龄在《晋五胡指掌》中评价：“太祖珪窜伏流离，濒死不死，是天之所兴也者。殄灭大燕，尽有中原，规模措置，何逊于两汉哉！”，高度肯定了其在疆域开拓与制度建设上的成就。
然而，拓跋珪的历史争议同样不容忽视。
晚年的暴虐统治与大规模杀戮，不仅造成了北魏政局的动荡，也暴露了其人性中的残酷一面。
“子贵母死”制度虽初衷是防止外戚干政，却成为北魏宫廷斗争的催化剂，间接导致了后期王朝的混乱。
参合陂坑杀降卒的行为，更是违背了战争伦理，遭到后世的广泛批评。
这些过失与他的功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拓跋珪复杂的历史形象，也反映了游牧民族政权转型过程中，权力、文化与人性的激烈冲突。
千载之下，拓跋珪的功过是非仍为史家热议。
他既是乱世中的复国英雄、锐意改革的开国君主，也是权力异化的牺牲品、晚年昏暴的悲剧人物。
他用一生的奋斗，将鲜卑拓跋部从流亡部落推向了王朝巅峰，为北方地区的统一与民族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他的悲剧结局，也为后世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权力的掌控需要智慧与克制，制度的创新需要兼顾现实与长远。
拓跋珪的名字，早已与北魏的兴衰、北方的融合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时期的一个鲜明符号，其功业与教训，都值得后人深思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