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相结合，规定府兵从均田农民中选拔，“身租庸调，并皆蠲免”，即士兵平时耕种土地，免除赋税徭役，战时则自备武器装备出征。
这种制度既解决了军队的兵源问题，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让士兵与土地紧密结合，“兵农合一”的模式使得军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动员能力。
最后，通过赐姓制度促进民族融合。
为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宇文泰对功勋卓着的汉人将领赐予鲜卑姓氏，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等，同时让鲜卑将领与汉族豪强通婚，构建起跨越民族界限的身份认同。
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汉化”或“鲜卑化”，而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关陇文化”，让不同民族的成员在共同的利益和身份认同下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关陇集团。
府兵制的推行，使得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原本松散的军事联盟变成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精锐之师。
在之后的战争中，府兵成为西魏的主力部队，不仅多次击败东魏的进攻，更在后来的北周时期成为统一北方的核心力量。
而关陇集团的形成，更是为西魏、北周乃至隋、唐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关陇集团的成员通过联姻、共治等方式，掌控中国政治舞台近三百年。
在政治方面，宇文泰采纳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作为治国纲领，强调“以儒治国”，整顿吏治，选拔贤能。
他废除了北魏以来的门阀制度，打破鲜卑贵族与汉族豪强的界限，“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大量选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为官，同时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大行台、尚书省等机构，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提高行政效率。
宇文泰还命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官制，仿照上古三代的官名设立三公、六卿等职位，既体现了“复古改制”的政治姿态，又通过制度重构强化了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在经济方面，宇文泰大力推行均田制，规定“凡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
同时，他还整顿户籍，实行“计口授田”，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丰年则全赋，中年则半赋，下年则三之一”，根据年成好坏调整赋税征收额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宇文泰还重视水利建设，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大量的灌溉工程，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治理，关中地区从“千里无烟”的残破景象逐渐恢复生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为西魏的军事扩张和政权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民族关系方面，宇文泰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既尊重鲜卑族的游牧传统，又推崇汉族的儒家文化，鼓励鲜卑贵族学习汉族文化，同时也允许汉族豪强保留一定的鲜卑习俗。
他禁止鲜卑贵族歧视汉族百姓，强调“华夷一体”，通过联姻、赐姓等方式促进民族融合。
这种包容的民族政策，使得关中地区的鲜卑族、汉族、匈奴族、氐族等多个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为西魏的稳定统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宇文泰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应对外部的威胁。
西魏的周边不仅有东魏这个主要敌人，还有北方的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的南梁政权。
为了集中力量对抗东魏，宇文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与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建立和亲关系，先后将公主嫁给柔然可汗、突厥木杆可汗，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同时，他对南梁采取“招抚与防御并重”的政策，一方面派人出使南梁，互通有无，另一方面在边境地区屯驻重兵，防范南梁的进攻。
在与东魏的长期对峙中，宇文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战略判断。
他深知东魏实力强大，不宜轻易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采取“稳扎稳打、逐步蚕食”的策略，先后夺取了东魏的梁州、益州、荆州等地区，扩大了西魏的疆域。
大统十七年（551年），西魏文帝元宝炬病逝，宇文泰立其子元钦为帝，即西魏废帝。
元钦不甘心做傀儡皇帝，试图联合部分大臣诛杀宇文泰，夺回皇权，但因计划泄露，被宇文泰废黜，另立其弟元廓为帝，即西魏恭帝。
通过废立皇帝，宇文泰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西魏的皇权彻底沦为象征性的存在。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在北巡途中患病，返回长安后病情日益加重。
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召见侄子宇文护，嘱咐道：“吾子年幼，天下未平，汝当辅之，完成吾未竟之事。”
同年十月，宇文泰病逝于长安，享年五十二岁（一说五十岁），谥号文公，葬于成陵（今陕西富平县宫里镇）。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按照其遗愿，拥立宇文泰第三子宇文觉为帝，废黜西魏恭帝，建立北周，追尊宇文泰为文王，庙号太祖。
北周武成元年（559年），周明帝宇文毓又追尊宇文泰为文皇帝，使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宇文泰虽未能亲眼看到统一北方的那一天，但他留下的基业却异常稳固。
宇文护辅佐宇文觉建立北周后，继续推行宇文泰的改革政策，加强关陇集团的凝聚力；周武帝宇文邕继位后，进一步完善府兵制，扩大兵源，最终在建德六年（577年）率军灭亡东魏的继承者北齐，统一北方，实现了宇文泰的毕生夙愿。
而宇文泰创立的关陇集团，更是在之后的历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文帝杨坚凭借关陇集团的支持，代周建隋，南下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同样出身关陇集团，他们继承宇文泰的制度遗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唐盛世。
宇文泰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作为西魏的实际统治者，他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远见，整合各方势力，推行一系列制度革新，不仅让西魏在与东魏的对峙中站稳脚跟，更为之后的北周、隋、唐三代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军事角度看，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兵农合一”的模式既解决了兵源和财政问题，又增强了军队的稳定性和战斗力，府兵制不仅成为西魏、北周的军事支柱，更被隋朝和唐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隋唐盛世军事力量强大的重要保障。
而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制度所构建的关陇集团，更是形成了一个极具凝聚力的统治核心，其内部的联姻、共治模式，确保了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避免了像东魏那样因内部纷争而衰败的命运。
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宇文泰的改革重构了西魏的统治秩序。
他以“六条诏书”为治国纲领，整顿吏治，选拔贤能，打破了门阀制度的束缚，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的通道；推行均田制，恢复农业生产，让残破的关中地区重新焕发生机，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他仿照《周礼》制定的官制，虽然带有一定的复古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起到了强化中央集权、凝聚统治阶层共识的重要作用。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宇文泰的政策具有开创性意义。
他摒弃了北魏后期的民族歧视政策，采取“华夷一体”的包容态度，通过赐姓、联姻等方式，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全新的关陇文化。
这种民族融合不仅增强了西魏的凝聚力，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隋唐时期的开放包容、胡汉一家的社会风气，与宇文泰时期的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然，宇文泰的统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他为了巩固权力，废立皇帝，诛杀异己，手段较为残酷；其仿照《周礼》制定的官制，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复古”，但也存在一定的繁琐和僵化，未能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
但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掩盖他的历史功绩，正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宇文泰所创建之制度，至少有三端：一曰兵制，二曰官制，三曰种族及文化之融合。
此三者皆为隋唐大一统帝国之基础。”
宇文泰的成陵至今仍矗立在陕西富平的田野之上，封土残高9.6米，底径约40米，虽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却依旧庄严肃穆。
陵前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北周文帝成陵》碑，默默诉说着这位乱世雄主的传奇一生。
宇文泰或许没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赫赫战功，没有唐太宗开创盛世的千古美名，但他在乱世中所展现出的战略远见、制度智慧和改革魄力，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西魏到北周，从隋朝到唐朝，宇文泰播下的种子，最终结出了跨越数百年的硕果，他用一生的奋斗，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隋唐盛世铺平了道路，成为了连接南北朝与隋唐的关键历史人物，其功绩与智慧，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