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被后人称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在北方地区迅速传播，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
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将儒家礼教融入道教的教义、戒律与组织体系之中，使道教从民间宗教转变为能够为官方所接纳的正统信仰。
其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教义思想上，寇谦之坚决摒弃了原始天师道中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成分，明确反对“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叛逆君王、谋害国家”等行为，将道教的核心宗旨定为“佐国扶命”“并教生民”。
他吸收儒家五常观念与佛教六道轮回思想，构建了“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安贫乐贱”的伦理体系，将其纳入道教规戒，使道教从追求个人长生的宗教，转变为兼顾个人修行与社会秩序的综合性信仰。
这种思想变革，既满足了统治阶级对社会稳定的需求，也使道教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组织制度上，寇谦之对混乱的道教组织进行了彻底整顿。
他废除了道官私授教职与世袭制度，主张“简贤授明”“唯贤是授”，强调道官的选拔必须考察其德行与学识，且需经过三年的考察期方可正式任命。
同时，他废除了五斗米道原有的二十四治名称，规定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有效遏制了组织涣散的局面。
这些措施使道教的组织管理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提升了宗教团体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在经济制度上，寇谦之坚决废除了原始天师道征收租米钱税的做法，减轻了道民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道教因经济剥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这一改革不仅赢得了普通信徒的支持，更使道教摆脱了“敛财之道”的负面形象，获得了统治阶级的认可与好感。
在科仪仪式上，寇谦之对道教的斋醮仪范进行了全面增订与完善。
他创立了一套系统的斋戒仪式，将“乐诵”引入诵经过程，使道教的宗教活动更具庄严感与感染力。
其所制定的科仪既吸收了儒家礼仪的庄重典雅，又借鉴了佛教仪节的精密细致，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他首创的帝王受箓制度，将道教仪式与皇权合法性紧密结合，成为道教官方化的重要标志。
寇谦之的改革彻底改变了道教的发展轨迹。
经其改造后的北天师道，不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民间宗教，而是成为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能信奉的正统宗教，实现了从“民间道”到“国家道”的历史性跨越。
正如后世学者评价：“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革，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浅薄的风貌，从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认，从民间进入殿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寇谦之的辅佐下，北天师道在北魏达到了鼎盛时期，道教的地位与影响力空前提升。
然而，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终究难以违背。
随着地位的尊崇，寇谦之开始着手修建一座宏伟的道教建筑——静轮天宫。
据史书记载，这座宫殿的设计极尽奢华与玄妙，“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其建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功役万计却终年不成，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
皇太子一派更是痛斥此举“劳民伤财，祸国殃民”，成为寇谦之晚年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中悄然仙逝，享年八十四岁。
关于其逝世，史料记载充满了道教色彩：他临终前对弟子说：“吾昨梦成公兴召我于中岳仙宫。”
五月二十五日，寇谦之果然羽化，“有青气若烟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体渐消”，时人称之为“尸解”成仙。
七月十五日，有东都沈氏在嵩岳山顶采药时，声称见到寇谦之身披银色仙衣，光明如日，进一步印证了其“仙去”的传说。
寇谦之逝世后，朝廷以道士之礼将其安葬，这位道教宗师的一生就此落幕。
寇谦之死后，北天师道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
两年后的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标志着北魏朝廷对道教的扶持力度开始减弱。
尽管此后的北魏历代皇帝仍遵循受箓制度，但道教的政治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道教，齐境之内再无道士，寇谦之所创立的新天师道教集团就此烟消云散。
然而，寇谦之的历史影响并未随教派的衰落而消亡。
他所确立的道教改革原则，如儒道融合、科仪规范化、组织制度化等，为后世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隋代以后，南北天师道逐渐融合，形成了统一的道教体系，寇谦之的思想与制度设计被一脉相承，成为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首创的斋醮仪范、帝王受箓制度等，至今仍在道教活动中有所留存。
嵩山作为其修行与改革的发源地，也留下了诸多历史遗迹：崇福宫内的“寇谦之传”碑、中岳庙内的“中岳嵩高灵庙之碑”（虽原碑遭日军破坏，但已复刻新碑），都成为铭记其功绩的重要载体。
寇谦之的一生，是道教革新的一生，也是宗教与政治深度交融的一生。
作为北朝道教改革的核心人物，他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对原始道教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仅挽救了道教濒临危机的发展命运，更使其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宗教力量。
其改革的本质，是让道教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与儒家礼教、皇权政治的结合，实现宗教的合法化与正统化，这种“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宗教发展的角度看，寇谦之的改革构建了道教完整的教理教义、科仪制度与组织体系，使道教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粗陋与混乱，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宗教。
他将儒家伦理纳入道教核心教义，实现了儒道思想的有机融合，既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涵，也使道教获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同。
其对斋醮仪范的完善与创新，提升了道教的宗教体验与庄严感，为道教的传播与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看，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为封建王朝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国辅助工具。
他所倡导的“佐国扶命”“臣忠子孝”思想，既维护了封建皇权的合法性，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而帝王受箓制度的创立，更是将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紧密结合，形成了“政道合一”的统治格局，对北朝乃至后世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寇谦之的改革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
他过于强调道教与皇权的结合，使道教逐渐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丧失了部分民间性与批判性。
晚年修建静轮天宫的劳民伤财，也暴露了宗教特权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但这些局限并不能掩盖其历史功绩，正如汤用彤等着名学者所评价，寇谦之的道教改革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功绩足以与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相媲美，共同推动了道教的成熟与繁荣。
千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漫步嵩山三鹤峰下，遥想那位隐居石室三十年、而后入世革新道教的天师，仍能感受到其思想的力量与人格的魅力。
寇谦之以毕生践行了“清整道教、佐国扶命”的使命，他所留下的不仅是《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录图真经》等典籍，更是一种宗教适应社会、文化融合共生的智慧。
这种智慧，在宗教与社会不断互动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寇谦之这位北朝天师的传奇人生，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道教史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