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卷阿依行医授艺、口传心授艺、口传心授的脉络，下卷将聚焦更复杂的病案挑战、文献与口传知识的碰撞、传承中的困境与突破，以及传奇最终的沉淀与延续。延续章回体风格，以细腻笔触刻画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融入地方文化与自然诗意，最大化拓展情节厚度与思想深度。
下卷
第一部分：虚实交织 妙合阴阳
丙午年秋，苗岭遭遇罕见秋涝，连绵阴雨近月余，山间湿气弥漫，草木多生霉斑。这般气候，竟催生了一桩奇特的产后热病案，让阿依面临行医以来最棘手的挑战。
一日午后，雨雾如纱，笼罩着整个村寨。寨东的猎手巴图背着妻子朵兰，踉跄着冲进阿依的药庐。朵兰产后十日，起初只是低热恶寒，家人以为是受凉，用生姜红糖水捂汗，谁知汗出后热势反增，夜间竟达三十九度，同时恶露骤增，色鲜红如注，小腹坠痛如裂，伴头晕耳鸣、口干咽燥，夜里盗汗湿透被褥，舌质红绛无苔，脉象细数而浮。
阿依凝神诊察，指尖触到朵兰脉象的瞬间，便知此症非同寻常。“此乃产后‘阴虚血瘀，热入营血’之重症。”阿依沉声道，“产后本就阴血亏虚，秋涝湿气侵入胞宫，瘀而化热，热邪又乘阴虚之隙入营血，致血热妄行，故恶露如注；阴虚不能制阳，虚火内生，故高热盗汗、口干咽燥；阴血亏虚，髓海不足，故头晕耳鸣。此症虚实交织，阴阳失衡，若只清热则更耗阴，单补阴则助瘀热，需得滋阴、散瘀、清热三者兼顾，妙合阴阳。”
祖母此时已年过八旬，身体不便，听闻此案，唤阿依至榻前，颤巍巍取出一本泛黄的苗医手抄本——这是她年轻时从一位云游苗医处习得，上面记载着“滋阴散瘀汤”的古方思路。“莴央草清营热、散瘀毒，性微寒不伤阴，为君；当归养血活血，取其辛温之性佐制莴央草寒凉，为臣；再加熟地、麦冬滋阴养血，白芍柔肝敛阴，桃仁、红花活血散瘀，丹皮、紫草清热凉血，共奏滋阴散瘀、清热止血之功。”祖母的声音虽弱，却字字珠玑。
阿依依循古方思路，结合朵兰的症状调整配伍：莴央草四钱（清热散瘀、凉血止血）、当归三钱（补血活血）、熟地五钱（滋阴补血）、麦冬三钱（养阴生津）、白芍四钱（柔肝敛阴）、桃仁二钱（活血破瘀）、红花一钱（活血通经）、丹皮三钱（清热凉血）、紫草二钱（凉血解毒），另加少量炙甘草调和诸药。为减寒凉之性，阿依特意将熟地、当归用黄酒浸泡半个时辰再入煎，又在药汤中加少许蜂蜜调和口感。
煎药时，阿依亲自守在灶边，大火煮沸后转文火慢熬一个时辰，直至药汤浓稠如蜜，散发着当归、熟地的温润香气与莴央草的清苦之气。第一剂药服下后，朵兰盗汗渐止，口干缓解；三剂过后，高热退去，恶露量明显减少，颜色转为暗红；七剂服完，恶露干净，腹痛消失，头晕耳鸣之症亦大为减轻，脉象细数之象渐平，舌质上生出薄白苔。阿依又调整方剂，减去桃仁、红花，加黄芪、白术补气健脾，巩固疗效，连服半月，朵兰身体痊愈，面色红润如昔。
此案过后，阿依声名更盛，就连湘西府的汉族名医李大夫也慕名而来。李大夫起初对苗医的口传之术颇有疑虑，认为其“无文献可考，多为偏方野法”。阿依并未辩解，而是将近年来诊治的数十例产后热病案一一详述，从症状、脉象、舌象到配伍、疗效，条理清晰，且处处契合中医“辨证施治”“气血同调”的理论。当听闻朵兰的病案及配伍思路时，李大夫惊叹不已：“此配伍滋阴而不滞瘀，清热而不伤正，恰合《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旨，虽无文献记载，却深得中医精髓，实践之功，远胜笔墨！”此后，李大夫常与阿依交流医术，将苗医的莴央草配伍疗法记录在自己的医案中，成为文献与口传知识互动的开端。
第二部分：文献之困 口传之活
清康熙年间，湖南按察使巡视湘西，听闻苗岭有仙草护佑产后妇人，便命府县官吏查阅地方史志，欲将此疗法载入《湖南通志·方技传》。然而，官吏们翻遍了明清以来的府志、县志，却发现关于“莴央草”“产后热”的记载寥寥无几，仅有《辰州府志》中一笔带过“苗妇产后多服草药，鲜有死者”，并无具体药物、配伍及疗法的记录。
“无文献佐证，恐为虚妄之言。”府吏不以为然，欲将此事搁置。消息传到苗岭，阿依的弟子们愤愤不平，认为官府轻视苗家医术。阿依却平静地说：“苗家无文字，医术全凭口传心授，文献未载，非为虚妄，实为传承之法不同。但实践是最好的佐证，若官府愿来见证，我们便以疗效说话。”
恰逢此时，府吏的妻子产后半月，患上了产后热，低热缠绵，恶露不尽，腹痛隐隐，多方医治无效，日渐消瘦。府吏无奈，只得派人前往苗岭，请阿依诊治。阿依随来人赶赴府衙，见产妇面色萎黄，精神倦怠，脉象细涩，舌质淡紫，苔薄白，辨证为“气虚血瘀，余热未清”，与上卷中汉族妇人的病案相似，但因产妇久居城中，饮食油腻，多了几分痰湿内阻之象。
阿依调整方剂：莴央草三钱（清热散瘀）、益母草二钱（活血调经）、当归三钱（补血活血）、黄芪五钱（补气升阳）、白术三钱（健脾益气）、茯苓三钱（利水渗湿）、陈皮二钱（理气化痰）、炙甘草一钱（调和诸药）。她特意嘱咐煎药时加入三片生姜，以助运化，又告诫产妇忌食油腻、甜腻之物，多食山药、薏米等健脾祛湿之品。
产妇按方服药五日，低热消退，恶露减少；十日过后，恶露干净，腹痛消失，食欲恢复，面色渐渐红润。府吏亲眼见证了疗效，又翻阅了阿依弟子们记录的百余例病案（虽为苗语口诀与符号记录），才深知苗医口传知识的珍贵。他感慨道：“文献所载，多为文人雅士所录，而民间实践，却藏着无数真知。苗家医术，虽无笔墨之记，却有生死之验，此乃‘实践先于文献’之理。”
府吏随后亲自深入苗岭，走访村寨，记录阿依的疗法。然而，在记录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口传的细节难以用文字准确表达。比如，阿依传授弟子时，会强调“莴央草采时需带露，晨露未干者，清热之力最佳”“益母草配伍当归，比例需随产妇脉象松紧调整，脉紧则益母草多加五分，脉缓则当归多加五分”，这些源于实践的细微经验，文字难以精准捕捉，唯有通过口传心授、亲身实践才能领会。
更有趣的是，李大夫将阿依的疗法载入自己的医案后，传到了江浙一带。有一位江浙医者依案配药，却发现疗效不佳，便专程来苗岭请教。阿依细问之下，才知江浙一带的“香茶菜”（莴央草）与苗岭的品种略有差异，苗岭的莴央草因生长在高海拔、阴湿环境中，清热散瘀之力更强，而江浙的品种性偏平和。阿依便告知他：“可将莴央草用量增至六钱，再加赤芍三钱增强散瘀之力，即可弥补品种差异。”医者依言调整，果然疗效显着。此事更印证了口传知识的灵活性——文献记载的是固定的方剂，而口传知识则能根据地域、品种、体质的差异灵活调整，这正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智慧。
阿依深知，口传知识虽鲜活，却也面临失传的风险。于是，她与李大夫合作，将苗语口诀翻译成汉语，结合病案，整理成《苗岭产护草本》一书。书中不仅记载了莴央草、益母草、当归的配伍方剂，还详细描述了草药的识别、炮制、煎服方法，以及不同体质、不同症状的辨证调整要点，更收录了“晨露采莴央”“黄酒煎益母”等口传的实践细节。此书虽未正式刊印，却以抄本的形式在湘西医者间流传，成为口传知识与文献记载互动融合的典范。
第三部分：灾年药荒 薪火相传
清雍正年间，苗岭遭遇大旱，持续半年无雨，溪流水位骤降，草木枯黄，莴央草、益母草等草药大面积枯死。而此时，邻近的贵州、四川一带爆发疫病，不少产妇感染疫病后并发产后热，症状更为凶险，高热、腹痛、恶露不尽，且传染性极强，苗岭各寨也有多位产妇染病。
药荒与疫病交织，让苗岭陷入危机。阿依的药圃中，仅存少量莴央草和益母草，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弟子们看着前来求医的产妇痛苦不堪，心急如焚：“师父，草药不够了，怎么办？”阿依望着干裂的土地和枯萎的草木，沉思良久，想起祖母曾说过“苗岭无废草，对症皆是药”，心中有了主意。
她带领弟子们深入深山，寻找与莴央草性味功效相似的替代草药。经过数日探寻，她们发现一种生于岩石缝隙中的草本植物，苗语称“岩青”，叶片形似莴央草，味苦性凉，具有清热凉血、散瘀止痛之效，虽清热之力稍弱，但在莴央草稀缺的情况下，可作为替代。同时，她们还发现，干旱环境中生长的当归，肉质更为肥厚，补血之力更强，可适当减少用量，仍能达到补血活血的效果。
针对疫病并发的产后热，阿依调整了方剂。患者多表现为“热毒炽盛、瘀热互结”，症状为高热不退、恶露臭秽、腹痛拒按、烦躁口渴、舌红绛、苔黄燥、脉象洪数。阿依以岩青五钱替代莴央草，增强清热凉血之力；加金银花四钱、连翘三钱清热解毒；蒲公英五钱、紫花地丁五钱凉血解毒、消肿散结；益母草四钱活血散瘀；当归二钱补血活血；丹皮三钱、栀子三钱清热泻火。同时，她采用苗医的外治法，将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煎水，让患者坐浴，以清热解毒、散瘀止痛，内外结合，提高疗效。
寨中产妇阿秀感染疫病后，高热达四十一度，恶露臭秽如脓，腹痛剧烈，神志模糊。阿依立即为她施用新方剂，内服药每四小时一剂，外用坐浴每日两次。第一剂药服下后，阿秀烦躁稍缓；两剂过后，高热降至三十八度，神志清醒；三剂服完，恶露臭秽减轻，腹痛缓解；七剂过后，高热退去，恶露颜色转为暗红；半月后，阿秀身体痊愈。通过这种“内治为主、外治为辅”的方法，阿依和弟子们成功治愈了数十位感染疫病的产妇，遏制了疫情在苗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