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日傍晚6点06分，湖南常德建设西路的梧桐叶被夕阳染成金红色。
中国农业银行北站分理处门前，墨绿色运钞车的引擎刚熄灭，车身上“武装押运”四个白字还沾着午后的尘土——车厢里装着城区16个网点汇总的224.8万元巨款，这是当天最后一趟交接任务。
押车经警王建国推开车门时，还跟同事周军打趣：“今晚换我请米粉，加双码牛肉。”
25岁的银行出纳王平拎着空钱箱，指尖还沾着柜台油墨的味道；29岁的李敬走在最后，衣兜里揣着给女儿买的塑料发卡，那是早上路过文具店时挑的，粉白相间的小兔子造型。
没人注意到，报刊亭后三道黑影已蛰伏了整整两小时。黑色头套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四只闪烁着凶光的眼睛，三把手枪的枪口在暮色中泛着冷光。
当王建国的脚刚踏上人行道，第一声枪响骤然撕裂了傍晚的宁静。
子弹穿透王建国的胸膛时，他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凶手的模样，只觉得胸口一热，藏青色制服瞬间被鲜血浸透。
周军下意识伸手去摸腰间的警棍，第二颗子弹已击中他的太阳穴，他重重倒在运钞车轮胎旁，手指还保持着握棍的姿势。
王平吓得愣在原地，子弹擦过他的额头，血珠溅在钱箱把手上，他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钥匙！把运钞车钥匙交出来！”一名歹徒踹向倒地的李敬，黑色皮鞋碾过他的手背。
李敬忍着剧痛抬头，看到同事们倒在血泊中，眼中突然燃起一股狠劲——他猛地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塞进运钞车后箱锁孔，用尽全身力气往反方向一拧。
“咔嗒”一声脆响，钥匙断在锁芯里，就像他此刻决绝的心意。
“找死！”歹徒的怒吼混着枪声响起，四颗子弹接连击中李敬的胸口。他倒在运钞车后箱前，手指还紧紧抠着锁孔边缘，鲜血顺着锁孔缝隙渗进车厢，与里面的巨款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15米外的出租车旁传来第三声枪响。司机刘辉正低头找给乘客的零钱，子弹从他左耳穿入，鲜血瞬间溅满挡风玻璃。
歹徒粗暴地将他的尸体拖到路边，对着围观人群挥了挥枪，嘶吼着“滚开”，随后跳上出租车。车胎摩擦地面发出尖锐的声响，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冲向街道。
银行柜台内，营业员肖兰英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她看着窗外倒在血泊中的同事，手指颤抖着摸向柜台下的报警开关——那是上个月刚安装的，当时行长还笑着说“以防万一”，可谁也没料到，“万一”会来得这么快。
刺耳的警铃声突然响起，正在撬锁的歹徒骂了一句，迅速钻进出租车。
车子刚启动，就撞倒了骑自行车的老人陈阿婆，她怀里的菜篮子翻在地上，青椒、土豆滚了一地。
板车夫汪国良刚放下车辕，就看到桑塔纳的士直冲过来，车后座上似乎有人在挣扎。他以为是车祸，快步上前想帮忙，却没料到车窗突然降下，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脸。
“砰！”子弹从汪国良的鼻梁穿过，带出的血珠溅在路边“胡记中药店”的木质门牌上。他捂着鼻子倒在地上，温热的血液顺着指缝往下流，模糊了视线中歹徒远去的车尾。
50岁的程义军只是路过，正低头系鞋带，子弹就从他左胸穿入、右胸穿出，再穿透右臂飞出，他甚至没看清开枪的人是谁；
贺家山农场的姚碧华在路边卖鱼，右腿被流弹击中，鲜血流满了铺在地上的塑料布，活蹦乱跳的鲫鱼在血水里挣扎；
三岁半的檀汐被奶奶牵着过马路，出租车擦着她的身体驶过，巨大的冲击力让她摔倒在地，颅骨骨折的剧痛让她撕心裂肺地哭喊，可奶奶早已被吓得瘫在地上，连抱她的力气都没有。
这场持续不到三分钟的血案，最终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
歹徒驾车沿建设西路窜入化街巷，经育才路、武陵大道、柳叶路、启明路、高庄路环城逃窜，在距现场5公里的高专路与人民东路交叉口弃车分散逃离——这条精心选择的路线，全程只有一个红绿灯，显然经过了周密策划。
一日三案：撕开犯罪集团的黑幕
当常德警方还在为9·1血案紧张布控时，另一桩命案的线索已悄然浮现。8月31日清晨6点，货车司机熊国斌驾车经过沅江大堤，在中段位置发现一辆可疑的黑色桑塔纳出租车。
车子斜停在路边，车窗紧闭，后保险杠上沾着新鲜的泥土，车身上“常德出租”的标识被人用黑色涂料涂掉了一半。
“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出租车？”熊国斌下车凑近查看，透过车窗看到后座上有大片暗红色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他心里一紧，立刻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半小时后，常德市公安局副局长鄢梅初带着刑侦队员赶到现场。
法医撬开后备箱的瞬间，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司机王吉勇的尸体蜷缩在里面，双手被胶带反绑，头部有一个明显的弹孔，鲜血浸透了他的蓝色工作服，连口袋里的驾驶证都被染成了暗红色。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不超过8小时，此案被命名为“8·31案件”。
队员们在现场勘查时，发现大堤下有两处新翻动的土堆。
挖掘机刚挖下30厘米，一具女性尸体就露了出来——她穿着银行制服，胸前别着的工作证上，“安乡县农业银行行长胡梦莲”几个字清晰可见。
再往下挖，又挖出两具尸体：胡梦莲的丈夫张元珍，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三人都死于枪伤，尸体被塑料布简单包裹，埋尸的土坑边缘还留着铁锹的痕迹。
“胡梦莲夫妇8月15日就失踪了！”侦查员突然想起半个月前的报案记录。
当时胡梦莲的同事说，她当天要去乡下网点检查工作，可直到天黑都没回来，手机也一直关机。警方当时以为是意外，没想到竟已遭遇不测。这起案件被定为“8·15案件”。
一天之内，三起恶性杀人案，11条人命陨落。湖南省公安厅连夜成立“9·1专案指挥部”，通过弹道比对发现，三起案件使用的枪支型号完全一致——都是79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
更令人震惊的是，将现场提取的指纹、足迹与全国数据库比对后，警方发现这伙人竟与1994年云南开远杀人案、1995年重庆黄金柜台抢劫案、1997年长沙友谊商店劫案、1999年武汉广场黄金劫案等10余起大案有关。
一个隐藏在湘鄂渝三地、作案长达6年的犯罪集团，终于在常德的血色黄昏中露出了獠牙。而这个集团的核心，正是出生在常德安乡县的张君。
张君其人
1966年8月5日，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的一间土坯房里，张君的啼哭声响彻了贫瘠的村落。
他是家里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们均与他同母异父。在那个连红薯粥都喝不饱的年代，贫困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这个家庭牢牢困住。
张君的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是母亲在昏暗油灯下缝补衣服的身影。母亲是个勤劳的农村妇女，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还要给孩子们补衣服，手指上常年缠着胶布。
12岁那年，母亲被确诊为子宫癌，病痛将她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某天傍晚，母亲拉着张君的手，声音虚弱得像一片羽毛：“娃，娘这辈子没吃过啥好东西，就想喝碗肉丸汤。”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张君的心里。他没告诉父亲——家里的米缸早已见了底，连买盐的钱都要赊账。
从那天起，张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竹筐去田埂上、河道边捡废品：塑料瓶、破铜烂铁、废纸壳，只要能换钱的东西，他都一一捡起。
夏日的太阳晒得他皮肤脱皮，后背起了一串水泡；冬日的寒风冻得他手指发紫，裂开的伤口渗着血珠，可他从不敢偷懒，把换来的一分一厘都小心地塞进墙缝里。
两个月后，张君攒够了5毛钱。那天凌晨，他揣着皱巴巴的纸币，光着脚走了30里路赶到镇上。肉铺老板看着这个浑身是泥的孩子，终究软了心，割了一小块五花肉给他，还多送了一把葱花。回到家，张君学着母亲的样子生火、切肉、煮汤，土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肉汤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当他把碗端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的眼泪滴进汤里，哽咽着说：“娃长大了，以后要好好做人，别走歪路。”
可这份初心，终究在现实的磋磨中变了质。高一那年，张君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他跟着同乡去城里打工，搬砖、扛水泥、拉板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赚的钱却只够勉强糊口。看着城里人穿着皮鞋、骑着自行车，再想想自己满是补丁的衣服和皲裂的双手，张君的心里渐渐失衡——他觉得脚踏实地太慢，只有“走捷径”才能快速出人头地。
1983年，17岁的张君成了村里的“祸害”。他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甚至调戏邻村的姑娘，村民们见了他都绕着走。
一次打架斗殴中，他把人打成重伤，被送进了少管所。本该反思悔过的地方，却成了他“学习”犯罪的课堂：
他跟着老狱友学反侦查技巧，学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制服人，甚至研究起法律漏洞——“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
1993年，27岁的张君再次刑满释放。十年间几进几出监狱，他的眼神早已没了当年的青涩，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阴狠。
他找到狱友大刘，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偷超市的烟酒变卖。那个深夜，他们撬开镇上一家超市的后门，正往麻袋里装香烟时，女店主陈秀兰被惊醒了。
“抓小偷！”陈秀兰抄起扫帚冲过来，对着张君的后背狠狠打了一下。张君恼羞成怒，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着陈秀兰的胸口连捅数刀。
陈秀兰倒在血泊中，眼睛还圆睁着，像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混乱中，张君又误伤了大刘的大腿，鲜血瞬间染红了大刘的裤子。
逃亡路上，大刘疼得直哼哼，却还不忘吹嘘：“君哥，以后我就跟你混，刀山火海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