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下午3点，河南驻马店驿城区解放大道的阳光有些晃眼。
一辆黑色奔驰S级缓缓停在“吉安地地产”写字楼门前，镀铬轮毂反射着光，与周围老旧的居民楼形成刺眼反差。
车门推开，石二群穿着量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手腕上的劳力士日志型腕表闪着微光。
他刚弯腰踏出车门，还没来得及整理领带，三道黑色身影突然从旁边的面包车里冲了出来。
“石二群，别动！”为首的民警声音低沉有力，没等石二群反应过来，两只强有力的手已牢牢扣住他的胳膊。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在腕间，金属寒意瞬间穿透西装面料，顺着皮肤钻进骨头缝里。
石二群的脸“唰”地白了，他下意识地想挣扎，嘴里含糊地喊着“你们认错人了，我是政协委员”，可眼神却慌得四处乱瞟——他比谁都清楚，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写字楼里的员工们围了过来，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小声议论：“石总怎么了？”“警察怎么抓他了？”
石二群被民警押着往面包车里走，头埋得越来越低，曾经挺直的腰杆此刻弯得像根被压垮的芦苇。
没人知道，这个身家过亿、热衷公益的房地产老板，16年前曾是持枪抢劫银行的悍匪；
更没人知道，他名下七家公司的“第一桶金”，沾满了鲜血与罪恶。
穷途：从工地小工到“窝囊”包工头
时间倒回1962年，驻马店驿城区水屯镇石庄村的一间土坯房里，石二群呱呱坠地。
他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姐姐，子里，床是用木板搭的，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一到冬天就冷得钻骨头。
那时候农村日子苦，“顿顿有饭吃”都是奢望。石二群记得，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
他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扛着锄头下田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继续读书，多一个人下地，就能多挣点工分。
可石二群不是甘心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的人，看着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回来盖了砖瓦房，他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总想着往外跑。
1982年，20岁的石二群揣着母亲塞的5块钱，跟着同乡挤上了去郑州的绿皮火车。
火车里挤满了人，他只能蹲在过道上，脚肿得像馒头，可一想到能去城里挣钱，他就觉得浑身是劲。
到了郑州，他没找到别的活，跟着同乡进了建筑工地，成了一名小工。工地上的日子比他想象中苦十倍。
夏天，水泥地被太阳晒得能烫掉鞋底，他光着膀子搬砖，后背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躺在漏风的工棚里，蚊子嗡嗡地围着他转，一晚上能被咬几十个包。
冬天更难熬，水管冻得裂开口子，他得用冻得发紫的手和水泥，手指缝里全是裂口，一沾水泥就钻心地疼。
但石二群脑子活络，又肯下苦功。别人搬砖时只顾着埋头干，他却偷偷观察瓦工师傅砌墙，师傅休息时他就递烟递水，缠着人家教他技术。
没半年，他就学会了砌墙、刷涂料，甚至能看懂简单的图纸。工头看他机灵，把他调到了施工队当副组长，负责安排小工的活儿。
1983年，21岁的石二群瞅准机会，从老家拉了十几个同乡，自己当起了小包工头。
那会儿建筑行业刚起步，活儿不少，他带着队伍接了几个小工程，虽然没挣大钱，但也比当小工时强多了——他终于能给家里寄钱，让父母不再顿顿吃红薯稀饭。
本以为日子能慢慢好起来，可他很快发现，建筑行业的“水”比他想象中深。
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是常事，他带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工程结束了，开发商却以“质量不合格”“资金周转不开”为由，迟迟不结账。
为了给手下兄弟发工资，他天天往开发商办公室跑，有时蹲在人家门口守通宵，饿了就啃个冷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
有一次，开发商老板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推出办公室，说“你一个小包工头也配要账？滚远点！”
就这样熬了十几年，到了1996年，三家开发公司欠他的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加起来，竟有两百多万。
那年秋天，女儿石晓（化名）要交500块学费，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出300多块钱。
他硬着头皮去邻村的王婶（化名）家借钱，王婶把搪瓷杯往桌上一墩，语气里满是嘲讽：
“石二群，你不是当包工头吗？还缺这500块？我看你就是欠了太多钱，故意来骗我们的吧！”
从王婶家出来，秋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石二群攥着手里的300多块钱，心里反复念叨着：
“太窝囊了，太窝囊了！”也就是在那天，一个疯狂的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抢银行。
他想，两百多万欠薪要不回来，不如干脆干一票大的，既能还清欠薪，还能让自己彻底翻身。
密谋：边境寻枪与“生死同伙”
1998年春节刚过，石二群就开始为这个疯狂的念头铺路。
他听工地上的一个四川工友说，边境地区能买到枪，于是揣着仅有的几千块钱，坐上了去云南的火车。
他辗转到了老挝、缅甸的边境小镇，在满是尘土的巷子里找了好几天，终于联系上一个卖枪的贩子。
可对方拿出的都是制式手枪，要价高不说，还没法带回国内——边境检查站查得严，稍有不慎就会被抓。
石二群不甘心，又在边境蹲了十几天，眼看钱快花光了，他只能放弃，灰溜溜地回了河南。
回郑州后，他没闲着，托了十几个老乡打听，终于通过一个叫“小峰”（身份不详）的人，在许昌买到了四支自制火药枪。
那枪是用钢管焊的，看起来粗糙，可试枪时“砰”的一声，能把十米外的树干打穿，石二群握着枪，心里既紧张又兴奋——有了这玩意儿，抢银行就有底气了。
光有枪还不够，抢银行需要人手。石二群思来想去，把目标锁定在了四个人身上：同乡李富力、于全收、陈德成，还有自己的亲四弟石新春。
李富力和石二群一起在工地干过，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常年生病，医药费都凑不齐；
于全收是石二群的远房表哥，做生意赔了钱，欠了一屁股债，天天被债主追着跑；
陈德成是石二群的小学同学，没正经工作，靠打零工糊口，一直想找机会“挣大钱”；石新春是石二群的亲弟弟，从小就听石二群的话，石二群说啥他都照做。
1998年6月的一个晚上，石二群把四个人叫到自己租的出租屋里，关上门，从床底下掏出一支火药枪，“砰”地放在桌上。
“哥几个，我有个能挣大钱的活儿，干不干？”他压低声音说，“抢银行，成了咱们这辈子都不愁吃穿。”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李富力的手微微发抖，于全收咽了口唾沫，陈德成眼睛里却闪着光。
石二群知道他们在怕什么，又补了一句：“咱们都是过命的交情，这事只有咱们五个知道，只要没人说出去，警察就抓不到咱们。
再说，咱们现在都穷得快饿死了，就算被抓，也比现在强！”
这句话戳中了几个人的心思。李富力先点了头：“二群，我跟你干，我妈还等着钱治病呢！”
于全收咬了咬牙：“干！反正我现在也没退路了！”陈德成和石新春也跟着点头。五个亡命之徒，就这样结成了“抢劫团伙”。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们开始秘密准备。石二群让陈德成去五金店买了十把铁锤，磨得锋利；
让于全收去踩点，找容易得手的银行；让李富力和石新春练习开枪，熟悉火药枪的性能。
石二群自己则天天研究银行的安保措施，看报纸上报道的抢劫案，琢磨逃跑路线。
他还特意让几个人剃了光头，说“万一被监控拍到，也不容易认出来”。
第一次抢劫：运钞车下的失败与疯狂
1998年9月12日，石二群觉得时机成熟了，把目标瞄向了郑州管城区郑汴路的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管城支行。
他早就摸清了，这家银行每天下午5点半，会有一辆金杯防弹运钞车来送款，车上只有两名押运员，而且运钞车会在银行门口停三分钟左右，这是最好的下手时机。
当天下午4点，石二群带着四个人，每人揣着一支火药枪和一把铁锤，提前埋伏在银行对面的小巷子里。
巷子里堆满了垃圾，臭味扑鼻，可没人在乎——他们心里都揣着“挣大钱”的念头，只盼着运钞车早点来。
5点25分，远处传来了运钞车的轰鸣声。石二群握紧手里的火药枪，低声说：“准备好，听我口令！”
很快，一辆黄色的金杯运钞车停在了银行门口，押运员刚打开车门，石二群就大喊一声：“上！”
五个人像饿狼一样冲了出去，李富力和石新春对着运钞车的车窗开枪。
“砰！砰！”两声巨响，车窗玻璃碎了一地，可运钞车的玻璃是防弹的，只留下几个弹痕。
驾驶员反应极快，听到枪声就立刻锁死车门，猛踩油门，运钞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差点把冲在最前面的陈德成撞倒。
石二群愣在原地，看着运钞车远去的背影，气得把火药枪往地上一摔：“妈的！怎么会这样！”
几个人也慌了神，生怕警察来了，转身就往小巷子里跑，跑了好几条街，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第一次抢劫失败了，几个人都垂头丧气。李富力小声说：“二群，要不咱们别干了，太危险了。”
石二群瞪了他一眼：“现在想不干了？刚才开枪的时候怎么不想？警察要是查到咱们，咱们都得死！”
他顿了顿，又说：“这次是咱们没经验，下次咱们换个目标，抢储蓄所，那里人少，好下手。”
没人再敢反对。石二群把抢来的火药枪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让几个人先回家避风头，自己则继续找下一个目标。
第二次抢劫：储蓄所里的枪声与13万赃款
1998年11月21日，石二群把目标换成了驻马店市西园城市信用社前进路储蓄所。
他踩点时发现，这家储蓄所位于老城区，周围都是居民楼，下午1点左右，来办业务的人最少，而且储蓄所里只有一名保安和两名柜员，安保措施薄弱。
当天中午12点半，石二群带着四个人，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帽子和口罩，来到储蓄所附近。
他让石新春在门口望风，自己带着李富力、于全收、陈德成冲进储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