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侦破的关键，往往在于细微处。一位在饲料厂对面摆摊修自行车的老周师傅，，在警方排查中，向民警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就看见俩男的，戴红色安全帽，穿蓝工作服，在附近转悠……其中一个，我瞅着面熟。”
“面熟？”刑警单强立刻追问。
“对，夏天那阵子，差不多八九月开始，就有个五十多岁、骑红摩托的男人，经常在那片转，一待就是一两小时，也不干啥，就像在等人。”老周比划着，“我修车摊就在那边，闲了就爱看人，记性好。”
“如果再见到他，或者他的照片，你能认出来吗？”
“能！”老周笃定地点头。
几乎同时，铁西分局传来另一条线索。
新华派出所副所长张学军在走访中，遇到宏发家具城老板王洪喜。
王老板心有余悸地说，今年春天，自家仓库附近也老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转悠，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也骑摩托车，车牌号……他让司机悄悄记了下来：辽A（红摩托），辽A（蓝摩托）。
头盔、工装、摩托车、中年男子、长时间踩点……所有特征，与“1019”案匪徒和“38案”模式高度重合。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匪徒在踩点和逃跑时，竟然没有严密遮脸！
杨加林敏锐地抓住了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请公安部模拟画像专家张欣星夜来沈，根据老周的描述绘制嫌疑人画像；
同时，通过电视、报纸，将画像与案情有限度地公之于众，悬赏征集线索。
“我们要发动沈阳市680万不穿警服的人民卫士！”杨加林的话掷地有声。
三、以车找人：摩托轮胎印出的罪恶轨迹
画像在《沈阳晚报》刊出的同时，另一条线——以车找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22日，和平区南四马路发现两辆被遗弃的无主红色摩托车。
经查，一辆是辽J（外地牌照），另一辆无牌。老周被秘密带来辨认，他仔细看了看，指着无牌那辆：“像！颜色、新旧程度都像，关键是后头没工具箱，我记得清楚。”
摩托车是重要物证，更是追踪恶魔的足迹。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宋晓晶带人直奔辽J的登记地——阜新市彰武县。
车主陈红军是个农民，他说车早卖了，“卖给一个在沈阳塔湾修车铺认识的，外号叫‘黄毛’的人。”
“黄毛”真名李连成，被找到时一脸茫然。他说车是经手过，但时间太久，卖谁了真想不起来。测谎仪上阵，结果显示他并未说谎。这条线，断了。
铁西分局负责追查王洪喜提供的车牌。辽A蓝色摩托，登记车主是苏家屯某单位的刘忠奇。
刘忠奇说，车早在97年就卖了，在苏家屯一个路口，卖给两个中年人，其中一个拿来的身份证复印件，名字叫“汪家礼”。他还留了个心眼，把复印件留了底。
“汪家礼”——这个名字第一次清晰无误地跳进了侦查员的视线。
另一辆车牌辽A的红色摩托，登记在曹润光名下。
曹润光却说，自己从没买过摩托，是朋友马希胜借他的身份证去办的牌照。“马希胜是林东储运公司的，牌照底单留的电话都是他的。”
找到马希胜，他吞吞吐吐，最后在警方压力下，从单位一堆旧单据里翻出一张发黄的登记表：辽A，车主姓名栏，写着 “汪家仁”。
汪家礼、汪家仁。两个名字并排出现，与画像年龄、体貌吻合，与摩托车线索环环相扣。铁西分局副局长王云阁深吸一口气：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四、收网：兄弟落网与罪证浮现
侦查员立刻扑向汪氏兄弟的户籍地和社会关系网。徐国忠，一个出租车司机，被请来问话。他证实，汪家礼确实在案发前几个月向他借过车，理由是老丈母娘看病。
“他们兄弟俩，最近有什么反常？”刑警问。
“汪家礼……好像有钱了，抽烟都换好的了。”徐国忠回忆，“他哥汪家仁，老毛病，有钱就去‘找小姐’。”
红发家具城的司机，在混杂的照片中，毫不犹豫地指认出汪家礼：“就是他！今年在仓库外头转悠的！”
所有线索，如百川归海，全部指向汪氏兄弟。10月28日夜，铁西分局会议室烟雾弥漫。
抓捕方案反复推敲：汪家仁住楼房，相对容易；汪家礼住平房，结构复杂，且极可能藏有枪支赃款，是块硬骨头。
“行动要快，不能给他们反应时间。进去先控制人，搜枪搜钱要仔细，犄角旮旯都不能放过。”局长马世明最后拍板，“请示市局，今晚就动！”
杨加林局长批复：同意，注意安全。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那雷霆般的同步抓捕。汪氏兄弟几乎没做出像样的反抗，就被按倒在地。
然而，抓人只是开始。没有口供，找不到枪和赃款，案子就不算破。审讯室里，汪家仁起初还摆出无辜委屈的样子，汪家里更是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关键时刻，杨加林局长亲自走进了审讯室。他没有咆哮，只是平静地坐下，目光如炬地盯着汪家仁：
“咱们打了好几年交道了，今天总算面对面。‘1019’案是你干的，‘38案’也是你们干的。公安局找到你，就有铁证。你今天讲，我在这里听；不讲，我马上走。你只回答，讲，还是不讲？”
长时间的沉默。汪家仁额头渗出冷汗，心理防线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崩裂。他颓然垂下头，声音嘶哑：“……讲。19号的案子，是我干的。”
突破口一旦打开，便势如破竹。汪家仁交代了“1019”案全过程，并供出同伙：孙德松（已潜逃），以及孙德松的哥哥孙德林——因在广西走私枪支被判刑五年，正在服刑。另一个早年参与、后来退出的同伙叫王文旭。
根据汪家仁的粗略指认，警方在汪家礼平房那堆满杂物的房梁阁楼、柴火垛深处，起获了用木板夹层精心藏匿的60万元现金（“1019”案部分赃款）。
最惊人的发现，是在一块刷着棕色油漆的厚重木板夹层里：两支手枪（54式、59式），53发子弹。经比对，正是制造系列血案的那两把“恶魔之手”。
与此同时，辽宁省公安厅紧急协调广西警方。10月30日，正在广西黎塘监狱服刑的孙德林被严控；潜逃在外的孙德松，在南宁一家小旅馆被抓获。王文旭也在哈尔滨落网。
恶魔团伙，被一网打尽。
五、罪恶之路：从乌合之众到悍匪集团
随着主犯陆续交代，一条始于八十年代末、沾染着无数鲜血的罪恶之路，清晰浮现。
首犯孙德林，原是铁路工人，心高气傲却仕途无望，转而追求“快速致富”。
1986年，他结识了因盗窃判刑、在南站蹬“倒骑驴”的汪家礼，二人一拍即合。
1987年，两人在抚顺以租车为名，用铁棍和尖刀杀害了第一名出租车司机，开始了血腥生涯。
随着“业务”扩大，他们需要更多人。汪家礼拉来了亲哥哥汪家仁。
汪家仁好逸恶劳，有盗窃前科，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对“来快钱”的提议毫不犹豫。
汪家仁又引荐了旧识王文旭。至此，一个以孙德林为首、冷兵器作案、主要抢劫个体商户的犯罪团伙成型。
1994年6月28日，他们制造了震惊沈城的“华山信用社运钞车抢劫案”。
四人驾驶抢劫来的面包车，光天化日之下，持猎枪抢走运钞车押送的29.8万元。
此案成为他们“升级”的起点，也埋下了内讧的种子。王文旭因不满分赃和孙德林的专横，逐渐被边缘化。
团伙意识到猎枪威力不足，开始寻求军用枪支。1995年，汪氏兄弟南下中越边境，几经周折，买回了54式和59式手枪各一支。
火力升级，他们的欲望和残忍也同步升级。从1995年9月到1996年3月，制造了包括“三八大案”在内的四起血腥劫案。
孙德林不甘心枪械受制于汪氏兄弟，1998年亲自前往广西买枪，结果落入警方圈套，因走私枪支罪被判刑五年。
孙德林的弟弟孙德松就此加入，与汪氏兄弟组合，最终策划实施了“1019”百万劫案，也因这次漫长的踩点和猖獗的作案，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六、终结：刑场上的枪声与未散的警示
1999年1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国徽下，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王文旭五名被告一字排开。
公诉人宣读着长达数十页的起诉书，历数他们犯下的抢劫、故意杀人、盗窃枪支等29宗罪行。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法庭辩论阶段，孙德林仍试图在罪名上狡辩，但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苍白无力。
12月29日，凌晨五时，沈阳市看守所。
脚镣被砸开的冰冷声响，在寂静的黎明格外刺耳。五人换上家人送来的新衣，吃了一顿简单的断头饭。记者被允许做最后采访。
汪家仁眼神涣散，喃喃道：“走到这一步，对不起所有人……那玩意儿（嫖娼）害了我。”
汪家礼相对平静：“后悔，但晚了。告诉别人，别走我这条路。”
孙德林，这个曾经的“老大”，脸上最后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终究什么也没说出口。
上午九时，于洪区德胜刑场。五声枪响，间隔短促，干脆利落。为祸沈阳十余年、犯下累累血案的犯罪集团，就此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