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7日，江南深秋的清晨裹着一层湿冷的白雾，上海宝山县与杨浦区交界的政本路农场桥，还沉在破晓前的昏暗里。东走马塘的河水泛着青灰的冷光，缓缓淌过桥下的石墩，水面上漂浮着几片枯黄的落叶，本该是静谧的晨间河道，却被一声凄厉的惊呼撕碎了平静。
清晨6时许，一名赶早去菜地劳作的村民路过农场桥，下意识往桥下的河道瞥了一眼，这一眼，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冻僵——浑浊的河面上，一具男性尸体面朝下漂浮着，蓝色的衣摆被河水泡得发胀，随着水波轻轻晃动，像一截被丢弃的枯木。村民腿一软瘫坐在桥边，哆哆嗦嗦爬起来后，连滚带爬地奔向附近的居委会，扯着嗓子喊出了那句让整个片区都心头一紧的话：“河里死人了！是浮尸！”
十分钟后，宝山县公安局（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队的警车划破晨雾，鸣着尖锐的警笛驶向政本路农场桥。紧接着，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刑侦队的侦查员、技术勘验人员、法医也驱车赶到，冰冷的河岸边，很快围起了警戒带，红蓝交替的警灯在白雾里忽明忽暗，将这片偏僻的河道，变成了凶案现场。
这是上海1979年深秋，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暴力凶杀案的开端。
法医蹲在冰冷的河岸边，戴着橡胶手套，小心翼翼地将漂浮的尸体翻转过来。死者是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面容因溺水和浸泡微微浮肿，却依旧能看出生前的模样。上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涤卡中山装，这是70年代最常见的男装款式，下身是一条草绿色军裤，双脚赤裸，没有穿鞋，裤兜被翻得外翻，像是被人仔细搜掠过，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票据，连一枚硬币都找不到。
初步尸检的结果，让在场的刑侦人员都皱紧了眉头。法医的指尖抚过死者的头部，声音低沉而凝重：“头部有十四处钝器打击伤，创口呈弧形，边缘整齐，凶器是类似木工斧的重型钝器，其中九处集中在后脑勺，都是致命伤；颈部有明显的扼掐痕迹，舌骨轻微骨折，说明凶手先扼颈控制，再用斧头猛击；脸部、嘴唇还有抓挠伤，应该是生前搏斗时留下的。”
十四斧，招招奔着致命处去，扼颈、猛击、搜身、抛尸，一套动作干净利落，显然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绝非临时起意。
技术人员沿着河岸仔细勘验，不敢放过任何一丝痕迹。在尸体漂浮位置往西六米的东走马塘南侧河岸，潮湿的泥土上，大片暗红的血迹已经渗入土中，与河水的湿痕混在一起，却依旧触目惊心。泥土里有明显的踩踏、翻滚痕迹，杂草被碾成一片狼藉，还有一串清晰的弯压模型鞋印，鞋码偏大，是男性成年鞋印——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凶手在河岸将死者杀害后，再把尸体拖入河中抛尸，试图毁尸灭迹。
就在所有人都为线索匮乏而发愁时，一名技术人员在死者的蓝色涤卡中山装内侧领口，发现了一块小小的布标。布标已经被磨损得边缘起毛，却依旧能看清上面印着的五个黑字：临平服装店。
就是这五个字，成了专案组撬开案件的第一块砖。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王鉴当即下令，成立专案组，由江南神探、市公安局治安处分管刑侦的端木宏峪副处长牵头，其麾下得意门生、刑侦一队队长张声华担任组长，联合宝山县公安局刑侦队全体警力，全力侦办这起河道抛尸凶杀案。
张声华是端木宏峪一手带出来的刑侦干将，心思缜密、行动力极强，他站在冷风中，看着河岸边的血迹和那块小小的服装标，当即定下侦查核心：先找尸源，再查凶手。无名尸案的关键，从来都是确认死者身份，只要知道死者是谁，他的社会关系、恩怨情仇，都会成为指向凶手的线索。
当天，印有死者面部照片的《紧急协查》通告，被贴满了上海全市的大街小巷、工厂、居委会、派出所。与此同时，专案组兵分多路，直奔上海所有叫“临平服装店”的门店走访排查。
排查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虹口区临平路上的“临平服装店”，是一家自产自销的国营小店，店员们看到中山装的照片后，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我们店做的衣服！我们店的顾客，大多都是虹口、杨浦两个区的居民，很少有外区的人来买。”
一句话，直接将排查范围缩小到虹口区、杨浦区的虹镇、新港、四平、辽源、凤城等七个派出所辖区。
10月18日，专案组抽调三十五名精干警力，分成七个小组，深入七个辖区的街巷弄堂。70年代的上海社区，治保主任、街坊邻居都是侦查的“眼线”，侦查员们拿着死者的照片，走家串户让群众辨认，一句句询问，一遍遍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当天下午，线索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