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9月17日晨，马尼拉以北八十公里，布拉干省圣米格尔镇。
车队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行。窗外是被“米娜”蹂躏过的大地：倒伏的稻田浸泡在黄褐色的积水中，椰子树像被巨手折断的火柴棍，散落的铁皮屋顶蜷曲成奇怪的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淤泥、腐殖质和隐约的消毒水气味。
联合国车辆里，四个人挤在后排。陆远靠窗坐着，膝盖上摊开平板电脑，上面是圣米格尔镇的基础设施分布图。
“这个镇子很有意思。”他指着地图，“你们看，它的供水系统很典型——一个中心水厂，从十五公里外的河流取水，通过主干管网分配到全镇。排水则是雨污合流制，最后汇入镇东的湿地。”
林雨晴凑过来看：“湿地还在吗？”
“卫星图像显示，70%被淹没了。”陆远放大图片，“更麻烦的是，水厂取水口所在的那段河流，上游有三处山体滑坡。我们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悬浮物浓度是正常值的三百倍。也就是说……”
“水厂可能已经停产了。”副驾驶座的张美玲接过话头。她昨天下午已经联系了本地援助组织，“根据无国界医生团队的初步评估，圣米格尔镇超过两万居民中，目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能获得基本安全的饮用水。”
李墨飞坐在另一侧窗边，一直看着外面。这时他开口：“你们注意到温度了吗？”
车里安静下来。所有人这才意识到，虽然车窗开着，但吹进来的风是热的——那种黏稠的、令人窒息的热。
“上午九点，气温已经达到三十四度。”李墨飞看了眼手机上的气象数据，“湿度92%。这种湿热环境是传染病滋生的温床。而且根据预测，未来一周都不会有有效降雨。”
“所以这就是‘涝旱急转’的现场版。”林雨晴轻声说，“昨天还泡在水里，今天就开始缺水，而且是在高温高湿中缺水。”
车队驶入镇中心。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圣米格尔镇广场上，临时搭建的蓝色救灾帐篷连绵成片。妇女们在排队领取瓶装水，队伍蜿蜒近百米。孩子们赤脚在泥地里玩耍，身上沾满污渍。几个老人坐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上，眼神空洞。
四人小组下了车。安娜·赫尔南德斯迎上来，脸色凝重：“情况比预想的糟。水厂确实停产了，备用发电机在洪水中损坏。排水系统完全瘫痪，现在镇区还有三十厘米的积水。最麻烦的是——镇卫生院被淹了，药品和器械损失大半。”
“我们先分头看看。”陆远说，“一小时后在这里汇合？”
大家点头。四个人像四颗投向不同方向的石子，各自散开。
陆远带着两名本地工程师，直奔水厂。沿途他仔细观察：主干供水管有多处裸露，显然是洪水冲刷导致覆土层流失；几个检查井盖被冲走，井口淤塞着杂物；电线杆倾斜，供电线路低垂。
在水厂，情况更糟。取水泵站被淤泥完全覆盖，控制室设备浸泡在齐膝深的水中，散发着刺鼻的电子元件烧焦气味。
“重建需要多久？”陆远问本地工程师。
工程师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叫罗德尔，脸上写满疲惫：“陆先生，说实话？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清理、修复、调试——至少三周。但这三周里，人们喝什么？”
“有没有可能建立临时供水系统？”陆远蹲下身，查看泵机型号，“比如移动式净水设备，直接从受污染的河流取水处理？”
“我们有四台小型净水车，但每台每天最多处理五千升。两万人，每人每天最少需要五升水……”罗德尔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杯水车薪。
陆远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泥。他的大脑在快速计算：需要多少设备，如何布局，能源从哪里来，怎么分配……但他的目光落在一旁排队取水的人群时，计算暂停了。那些塑料水桶在烈日下反着刺眼的光。
与此同时，林雨晴在镇子边缘的湿地区域。
和她同行的是一位本地生态学家，玛丽亚教授。这位六十多岁的女士穿着雨靴，毫不介意地踏入泥泞。
“看这里，”玛丽亚指着一片看似普通的积水区，“这里原本是芦苇荡，是天然的净水器。但现在你看——”她用棍子拨开水面的浮萍，底下是厚厚的黑色淤泥，“台风带来的泥沙和污染物把它淤塞了。而且因为积水太深，挺水植物都淹死了。”
林雨晴蹲下身，手指插入淤泥，然后举起对着光看：“有机物含量很高。如果有条件，这其实是很好的土壤改良材料。”
“但现在是污染物。”玛丽亚叹气，“更麻烦的是，湿地退化后，它的蓄洪能力下降了至少40%。这就是为什么镇区积水退得这么慢——水无处可去。”
她们继续往前走。林雨晴注意到一些细节：几株没有被完全冲倒的本地树种，根系依然牢牢抓住土壤；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上，几间简陋的木屋相对完好，屋主用竹子搭建了简易的雨水收集装置；一条自然形成的沟壑，正在缓慢地排走积水。
“那些木屋为什么受损较轻？”林雨晴问。
“因为那是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底层架空，本来就是为防洪设计的。”玛丽亚说，“还有那些竹子雨水收集器——老辈人的智慧。但这个镇子过去三十年快速‘现代化’，大家都建了水泥房子，接了自来水，反而把这些传统知识丢了。”
林雨晴用手机拍下这些画面。她的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好几页：受损的湿地、幸存的传统建筑、民间的适应智慧、自然排水路径……
她想起在鹿特丹和达卡的经验。每个地方的生态基底不同，但原理相通：让水有地方可去，让社区有能力应对，让系统有多重冗余。
但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一种新的紧迫性。鹿特丹有资源、有时间、有制度支持。而这里，两万人正在等待饮用水，疾病可能在任何时刻暴发。
时间。最缺的就是时间。
李墨飞没有去具体地点，他登上了镇子西南侧的一座小山丘。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圣米格尔镇的地形：北面是山麓，几条溪流从山上流下，汇入穿镇而过的河流；东面是大片湿地和平原；镇子本身坐落在相对低洼的冲积带上。
“典型的地形陷阱。”李墨飞对助手说，“台风带来的暴雨在山地形成洪峰，顺溪流冲下；同时，从海上来的风暴潮抬高了河流下游水位，顶托上游来水；两相叠加，低洼的镇子就成了蓄水池。”
他操作着便携式气象站，收集温度、湿度、风速数据。同时，无人机升空，拍摄高精度地形图。
“李教授，”助手问，“您昨天说这种‘涝旱急转’会更频繁，具体机制是什么？”
李墨飞调出平板电脑上的模型：“简化的说法是：超强台风就像一个大吸尘器，它把广阔海域的水汽在短时间内集中到一个区域释放。这会导致两个后果：第一，被它扫过的地区短期内获得远超正常值的降水；第二，它破坏了大气环流的平衡，导致后续一段时间水汽输送中断。”
他指着屏幕上的气象图：“你看，‘米娜’过后，副热带高压异常西伸，阻挡了南海季风向北输送水汽。所以菲律宾接下来几周，很可能面临大范围干旱。”
“但人们刚刚经历洪水啊。”助手不解，“怎么同时应对这两种极端？”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李墨飞收起设备，“我们过去的气候适应规划，要么针对防洪，要么针对抗旱。但未来的新常态是：你可能需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季节，甚至同一周内，应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
他望向山下的镇子。从这个高度看，那些蓝色的救灾帐篷像散落的积木，人们像缓慢移动的蚂蚁。
模型上的曲线和数据是清晰的，但转化为具体的人该如何生活、如何取水、如何不生病……这是模型无法回答的问题。
张美玲的选择是走进帐篷区。
她不需要向导。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知道该找谁：那些排在队伍最后面的妇女，那些独自带着好几个孩子的母亲，那些照看孙辈的老人。
她在一顶帐篷外停下。里面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用有限的清水给发烧的婴儿擦身体。旁边还坐着两个稍大的孩子，安静地看着。
“需要帮忙吗？”张美玲用英语问，但手势比语言更直接——她指了指自己的医疗包。
妇女抬头，眼神警惕但渴望。她点了点头。
张美玲检查了婴儿，是轻度脱水发热。她从包里拿出电解质冲剂，示范如何调配。语言不通，但动作可以教学。
过程中，另外两个孩子一直盯着她包里的饼干。张美玲把饼干分给他们，然后拿出笔记本和翻译软件。
“你们从哪里来？”她打字，软件翻译成他加禄语播放。
妇女回答，张美玲记录：“河边，房子被冲走了。丈夫在城里打工，联系不上。现在只有我和孩子们。”
“最需要什么？”
“水。干净的水。还有药，孩子发烧。”妇女停顿了一下，“还有……学校什么时候开？孩子不能总在这里。”张美玲继续走访。她遇到
一位残疾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每天只能靠邻居帮忙取水；遇到一群青少年，他们在自发清理街道，但缺乏工具和保护装备；遇到一位本地教师，她担心停课时间太长，孩子们会辍学去打工。
这些故事具体而琐碎，与宏伟的气候模型、复杂的工程方案似乎不在同一个世界。但张美玲知道，任何不包含这些具体困境的“解决方案”，最终都会在现实中失效。
她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如果重建，你希望有什么不同？”
答案多种多样：房子要高一点，路要结实一点，警报要早一点，取水要近一点，学校要安全一点……还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希望下次灾难时，不会感觉这么孤独无助。
中午，四人在镇广场的临时指挥部汇合。那是一间幸存的社区中心，墙壁上有清晰的水位线——一米二。
安娜准备了简单的午餐：米饭、罐头鱼、煮鸡蛋。但几乎没人有胃口。
“我们先分享各自的发现。”安娜说，“从李教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