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圣明！”
杨嗣昌躬身，他让大明再次伟大的第一步已经做完了。
就在抽练之议被皇帝批准，细节尚在扯皮之际，正在京师述职的副总兵杨德政，看准时机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另一个高明的补充建议。
杨德政在疏中分析道：“流寇之难平，非因其勇，而在其流，彼等无固定巢穴飘忽不定伺隙而击，击不中则远遁，官军大队追剿则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小股堵截则反为所噬，故欲灭流寇必先固根本，使贼无处可流，无隙可乘。”
他提出的办法是裁撤地方冗员，增设专司训练乡兵的官职，强化地方武装。
“请于各府，裁撤通判，设练备一员，秩比守备，各州裁撤判官，各县裁撤主簿，设练总一员，秩比把总。”
“练备、练总专隶于知府、知州、知县，专职训练本府州县之民兵，民兵定额，府练一千，州七百，县五百，其责在保卫乡土不得调发远征，如此则处处有兵，村村设防，贼寇流窜至此必遭阻截，不能再如入无人之境，此乃以静制动釜底抽薪之策也。”
流寇的流动性确实是最大难题，若地方上真有可靠武装层层设防，流寇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
杨嗣昌立刻表示支持，并提议：“杨协台此法甚善，可先在流寇肆虐最甚的山西、湖广、河南、三边等地试行，若果有成效，再推行全国。”
办法很好，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没钱。
练备、练总需要俸禄，乡兵需要器械、粮饷、赏钱，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朝堂上再次为此争论，程国祥几乎要哭出来：“陛下，前岁加剿饷，今岁议抽练，已是罗掘俱穷，若再行裁练，广募乡兵，这钱粮臣实在无法可想啊，百姓已不堪重负，若再加派恐生大变，若陛下坚持，臣请乞骸骨。”
一些较为清醒的官员也附和：“程部堂所言极是，三饷（辽、剿、练）并征，亘古未有，小民膏血已尽岂能再榨？”
杨嗣昌此时已决心将整套方案推行到底，他出列：
“诸公所虑，无非加赋扰民，然本督以为，此虑可解。”
杨嗣昌缓缓说道：“无伤也，所加赋税，出于土田，而天下土田，十之七八早已尽归有力之家（指地主士绅），加派每亩不过多征银三四钱，于小民或觉沉重，于这些田连阡陌之家，不过九牛一毛，稍抑兼并耳，且此练饷用于保卫乡里，正是保这些田主之产业，彼等出钱岂非应当？”
他这话偷换概念，将加赋的负担主要推到地主阶层头上，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执行中地主必然会将负担转嫁给佃农，或利用权势逃避，最终承受最沉重剥削的，仍是底层无地少地的农民，但在朝堂上这番说辞却暂时堵住了许多人的嘴，毕竟，在座诸位，谁家不是有力之家？
崇祯皇帝此刻心心念念都是那七十三万精兵和处处乡兵的蓝图，见杨嗣昌说得有理，便不再犹豫。
“杨爱卿所言甚是，保境安民，富户理当出力，着户部、兵部速议练饷加派细则，定额就依杨先生估算，每年七百三十万两吧，与辽饷、剿饷一并征解，不得有误。”
“陛下！”程国祥还欲再谏。
崇祯已不耐烦地挥手：“不必再议，剿贼事大些许钱粮务必保障，程国祥你身为户部当知大体，速去筹办。”
程国祥面如死灰，踉跄跪下：“那臣乞骸骨归乡，臣实在无法做到这些事。”
“程国祥，你是在和朕打擂台吗，你是不是以为没有了你，朕就找不到户部尚书了？”
程国祥不语，只是一味叩头，崇祯皇帝看到这个老头就烦，于是下旨道：“革去程国祥户部尚书之职，令其归乡。”
在杨嗣昌离京督师前后，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的诏令正式明发天下，与之前的辽饷、剿饷并称“三饷”，成为压垮大明王朝财政和民心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虽觉不妥，但皇命难违，且他亦认为强化兵力是当务之急，只得与户部、各地方督抚艰难协调，开始推行抽练和裁练。
一时间，各地边镇开始挑选兵丁，地方州县开始裁撤佐贰、增设练官，一片繁忙景象，而催征练饷的衙役税吏，也手持鞭索奔赴田间地头，新一轮的搜刮开始了。
杨嗣昌带着皇帝的殷切期望、空前的权柄、尚方宝剑以及这一整套看似宏大却危机四伏的强兵计划，踌躇满志又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北京，向南而去。
他要去整合那些未必听他调遣的骄兵悍将，去面对狡诈凶悍的对手。
而在广袤的帝国土地上，无数面黄肌瘦的农民，看着地里不多的收成，又听到加派练饷的锣声，眼中最后一点希望的光芒，正在迅速熄灭。
深重的危机，并未因这庞大的强兵计划而缓解，反而在诏令下达的瞬间，埋下了更猛烈爆发的种子。
紫禁城中的皇帝，憧憬着他的精兵强将，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争论着各自的利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