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诸国并非没有察觉这种疏离。联邦二十六年，代、庆、韩等七国联合提出《南洋-武洲协同法案》，试图通过统一关税、互派质子、联合军演等方式强化联系，但南武洲三十三国中仅有九国签署，且签署国在实际执行中多打折扣。
庆封国虽加入关税同盟，却私下与宁国达成“补充协议”，对宁国商品额外减免3%的税率。
这种表面尊敬、实则自主的态度，成为南武洲诸藩的生存策略。他们在官方文书中仍称南洋母国为“上国”，君主即位时会遣使请求“册封”，但涉及核心利益的决策从不退让。
联邦二十七年，肃国要求肃秦国将铁矿开采权移交肃国商人，遭到严词拒绝，肃秦国首相在回复中写道：“武洲的资源，首先要满足武洲的发展。”
与越系十国的协同发展不同，南武洲三十三国因出自不同母国，始终未能形成统一阵线。联邦二十四年成立的“南武洲互助会”，虽有三十三国加入，但仅在打击海盗、共享气象数据等非核心领域达成共识。
涉及关税协调、技术标准统一、资源分配等议题时，各国往往因利益分歧而搁置。
竞争甚至多于合作。鲁申国与晋唐国为争夺一条铁路的起点选址，各自向宁国、明国寻求支持，最终导致线路规划延迟两年。
楚吴国与蜀齐国在蔗糖出口上相互压价，使南武洲蔗糖在联邦市场的价格三年内下跌17%；辽简国则利用与明国的特殊关系，垄断了中武洲至南武洲的陆路运输，引发其他国家不满。
这种明争暗斗的格局，恰是南洋诸国关系的缩影。南洋十三国本身就存在领土纠纷、资源争夺、贸易摩擦，这种竞争基因被南武洲诸藩完整继承。
周晋国与鲁申国的边境冲突，秦汉国对晋韩国的贸易制裁，楚吴国与蜀齐国的技术封锁，都能在其母国的历史纠葛中找到源头。
但即便如此，南武洲三十三国的发展成果仍不容忽视。经过八年建设，战争废墟清理工作已完成92%，重建城市47座，铺设铁路1800公里，总人口从初期的1120万增至2530万。
农业上，通过引入虞国的高产种子和耕作技术，粮食自给率达到115%，每年可向中武洲出口谷物80万石；工业方面，建成钢铁厂17座、纺织厂34座、造船厂9座，基本满足内部需求。
联邦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南武洲的Gdp年均增长率达18%，是联邦范围内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
这种增长虽依赖六大强国的技术与市场，但也证明其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在联邦体系中，通过依附强者、灵活博弈、务实发展，新兴国家完全可以摆脱母国束缚，走出独立的生存道路。
至联邦二十八年，南武洲三十三国已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他们既非六大强国的附庸，也不再是南洋诸国的延伸，而是夹在两大势力之间的独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