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的沈阳，秋老虎还赖在天上不肯走。滑翔机场的跑道被晒得发烫，我攥着挂在脖子上的哨子，看着远处红卫兵方队的训练队形，目光总忍不住往女队第三排飘——那里站着袁红。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服，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手里握着的真枪比木枪沉了足足两斤，枪托抵在右肩时，肩膀微微往下塌了些。昨天操练时，“枪上肩”的口令刚落，袁红的枪没端稳，整排动作乱了节奏，解放军李班长把人喊出队列单独教。
“庆柏，发什么愣！男队步子又不齐了！”工宣队的王师傅拍了拍我的后背，我猛地回神，吹响哨子：“第二排左数第三个，步子跟紧前面！”喊出声的瞬间，正好对上袁红看过来的眼神，她嘴角弯了弯，又迅速转正脑袋，挺直了脊背。
我和袁红是同班同学。她个头一米七，比我高半头。在轴承厂实习时我和她被分到包装车间，负责压合塑料包装袋。那可是技术活，压合时间长了，塑料袋封口就被烫坏了；压合时间短，塑料袋封口就粘结不上。
我踩踏塑料封口机时，总是出错，而袁红踩踏封口机时，总是成功。结果她成了包装车间的技术能手，受到了车间主任的夸赞。
一天早晨，她从口袋里摸出块热乎乎的烤红薯，掰了一半塞给我：“我妈早上烤的，甜着呢。”红薯的热气透过粗布口袋传过来，暖得我指尖发麻。
我们下厂劳动结束时，车间主任拉着袁红的手不肯松开：“你毕业时，我一定到学校把你要到厂里来！”
这次红卫兵方队选拔，我盯着报名条件里“男队一米七五”的要求，只能望洋兴叹，因为我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
宣布淘汰名单那天，我蹲在操场角落揪草，袁红跑过来递了块擦汗的毛巾：“没事，你当组织者更重要，我们走队形全靠你喊口令呢。”她说话时，辫子上的红绳晃来晃去，我盯着那抹红，把到了嘴边的失落咽了回去。
国庆前三天，李班长给方队发了真枪、子弹袋和武装带。子弹袋里装有填充物，并没有子弹。男队的王木刚把枪扛上肩，就咋咋呼呼地喊：“沉是沉了点，可这金属味儿，比木枪带劲多了！”姚峰跟着附和，石明却皱着眉调整姿势：“别光顾着新鲜，一会儿正步走，劈枪弄不好，枪刺会刺到前面的人，那可就全完了。”
女队那边动静更大，袁红试着单手举枪，脸憋得通红，枪还是往下滑。李班长走过去，手把手教她扣住扳机护圈的姿势：“胳膊肘别往外撇，用巧劲，不是靠蛮劲。”袁红站在旁边，跟着比划，汗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她也没顾上擦。
我拿着小本子记录队形问题，走到女队旁边时，袁红趁着休息，凑过来问：“庆柏，你看我刚才的动作，是不是还歪？”她抬手比划了个“枪上肩”的姿势，阳光落在她睫毛上，投下浅浅的阴影。我点点头，又赶紧摇头：“就……就肩膀再往后展一点，你要模仿李班长示范的模样。”说着伸手，虚虚地往她肩膀后面推了一下，指尖刚碰到她的衣服，就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来。袁红“噗嗤”笑出声，眼睛弯成了月牙：“知道啦，一会儿我再练练。”
10月1日这天，天还没亮，市府广场就挤满了人。我跟着军宣队的李班长清点队伍人数，七点时，游行队伍已经从市府广场排到了惠工广场。游行队伍红旗招展，标语牌上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格外醒目。
袁红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草绿色军服，腰扎武装带，肩挎子弹袋，臂戴红袖章，辫子上系了新的红头绳，手里握着上了刺刀的真枪，站在女队第三排，身姿笔挺，气宇轩昂。
我走过去，把一军用水壶凉白开塞到她手里：“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紧张，按平时练的来。”她接过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又塞回我手里：“你留着喝吧，你要跟着队伍跑一整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