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风，裹挟着关外的尘土，吹过锦州的街巷。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集体转业改编为人民警察部队。一身戎装换成警服的那天，父亲摩挲着肩章上的星花，眸子里亮着和当年扛枪打仗时一样的光。从此，他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守着辽西晨昏，也把“责任”两个字，刻进了杨家的骨血里。
二十二年弹指而过，到了一九八零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也吹到了我们家。我的两个弟弟，揣着从小耳濡目染的崇敬，双双报名参加招警考试。笔试过关，政审通过，穿上警服的那天，父亲站在工人村的楼栋门前，看着两个挺拔的后生，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意。我们杨家哥四个，凑在一起常打趣，说以后家里的警服，能挂满一整面墙。
有趣的是，我们兄弟四人，膝下竟都是独生女儿。逢年过节聚在一块儿，看着丫头们围着父亲转，听他讲当年抓逃犯的故事，我们总笑着逗孩子：“长大了也穿警服，当咱沈阳的女警官。”丫头们脆生生地应着，可真到了选前程的时候，她们各有各的志向，教书的教书，从商的从商，父辈的警旗传承梦，到底是没在孙女辈儿上续上。
在吉林市上大学四年，户口迁了过去。回来落户沈阳时成了困难。因为沈阳是省会城市，审查比较严。我为了落户的事，跑派出所跑断了腿，手续堆了厚厚一沓，愣是没办成。正愁眉不展时，爱人的远房亲戚——大东公安分局的于书记，拎着两瓶酒来家里串门。于叔和父亲是老熟人，都是穿警服的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聊到我迁户的难处，于叔一拍大腿：“这点事儿，我跟你跑一趟。”
第二天，于叔亲自陪着我去了派出所。他和所长握了握手，三言两语说明情况，那些卡了许久的流程，竟一路绿灯。手续办完的那天，我握着于叔的手连声道谢，他却摆摆手：“都是为百姓办事，客气啥。”那时我才知道，于叔的独子，也是个年轻的警察，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眉眼间全是朝气。
可命运的惊雷，总在猝不及防时炸响。
那年冬天，一个盗窃面包车的团伙流窜到沈阳，于叔的儿子主动请战，参与追捕。在拦截逃窜车辆的瞬间，嫌犯猛踩油门冲卡，年轻的警察为了护住路边的行人，硬生生扑了上去……二十三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风凛冽的清晨。
追悼会那天，天阴沉沉的。于叔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胸前别着儿子的烈士证，站在灵堂前。昔日里洪亮的嗓门，此刻哑得不成样子。看着儿子的遗像，这位半辈子没掉过泪的老警察，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那是他唯一的儿子啊，是他的骄傲，是他未竟的警营梦。
人群里，父亲站得笔直，眉头紧锁。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事。
我也曾有过两次机会，一次当兵，一次考警。可两次，都被父亲拦下了。那时我不懂，缠着他问为什么。父亲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他说，他曾参加过阻击越狱匪徒的战斗，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战友倒在血泊里，他自己，靠着一股子拼劲，荣立了三等功。
“大宝，”父亲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凝重，“当警察，就意味着牺牲。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那时候的我，不懂“牺牲”两个字的重量。直到看着于叔的眼泪，直到看着一代代穿警服的人，把青春和生命，都交给了肩上的责任。
如今，父亲已经离世，两个弟弟也在警营一线上退了下来，他们都立过几次三等功，为杨家警旗增添了光彩。杨家的丫头们，虽然没穿警服，却都把“正直”“担当”刻在了心上。
我常想，警旗的传承，未必是一身警服。
就像父亲的那句话，就像于叔儿子的那场冲锋，就像千千万万个警察家庭的坚守——那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是融进岁月里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