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春夜，西苑万寿宫精舍内，嘉靖帝朱厚熜斜倚在铺着厚厚软垫的云床上，身上盖着锦被，脸色在跳跃的烛光下显得比平日更为苍白，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疲惫。
四十余年的帝王生涯，尤其是近二十载深居修道、却仍要牢牢掌控这庞大帝国脉络的耗神费力，早已掏空了他的身体根基。
唯有那双深陷的眼眸，在偶尔睁开时，依旧洞彻人心。
御案上，两份奏疏并排摆放。
一份是上海知府、靖海伯陈恪六百里加急送来的《奏为严惩藐视法度以正上海新政事》，另一份，则是首辅徐阶紧随其后呈上的《臣徐阶谨奏为治家不严乞赐罢黜以儆效尤疏》。
嘉靖先看的是陈恪的奏疏。
初阅之时，一股难以抑制的愠怒的确瞬间冲上了他的心头，以至于他忍不住轻轻咳嗽了几声，吓得侍立一旁的黄锦连忙上前奉上温参汤。
哼……好个徐华亭！
朕的新政乐土，朕的财赋重地，你徐家的人就敢把手伸得这么长？真当上海是你们松江的后花园不成？！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陈恪奏疏中隐含的、最关键的指控：徐崇右及其家族的行径，挑战的不仅是上海府的法度，更是他嘉靖皇帝“开海强国”的权威，是在蚕食“嘉靖中兴”的根基！这是任何帝王都无法容忍的底线。
在那一刻，他对徐阶的纵容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他甚至一瞬间闪过了借此机会狠狠敲打徐阶，甚至进一步扶持高拱、赵贞吉来削弱其权力的念头。
然而，当他拿起徐阶那份字字泣血、句句恭谨的自劾疏，仔细咀嚼其中意味后，最初的雷霆之怒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带着审慎的权衡。
徐阶这封奏疏，写得极高明。
通篇没有一句为自己或家族开脱，反而是将姿态放得极低，深刻检讨“治家不严”，主动请求罢黜首辅之位。
这看似是引咎辞职，实则是以退为进的高招。
“呵……‘臣年迈昏聩，竟不知族中子侄如此狂悖，此皆臣管教无方之过，恳请陛下严惩臣及徐氏满门，以正朝纲’……”嘉靖轻声重复着奏疏中的关键句子，嘴角勾起一抹意味难明的弧度，“好一个‘不知’！徐阶啊徐阶，你这‘不知’二字，用得好啊！”
嘉靖是玩弄文字和政治平衡的大师，他瞬间就读懂了徐阶的潜台词：此事我徐阶本人不知情，并非有意纵容家族与陛下新政对抗。如今既然事发，我绝不包庇，甘受任何处罚，以示对陛下和国法的绝对忠诚。
“不知者无罪”固然不完全适用，但这番姿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嘉靖将其视为“蓄意挑战”的猜忌。
嘉靖要的就是臣子的“敬畏”和“态度”，徐阶给了，而且给得很足。
更重要的是，嘉靖冷静下来，俯瞰整个朝局棋盘，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绝不是动徐阶的最佳时机。
严嵩倒台后，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扶持高拱和赵贞吉，并非因为他更偏爱这二人，恰恰是因为他需要他们来制衡徐阶代表的庞大传统文官体系。
高拱锐意改革，但性格刚愎，人缘不佳；赵贞吉能力出众，却心思深沉，渐有自立门户之志。
这三人，高拱看不上徐阶的“保守”，同样也瞧不起赵贞吉的“圆滑”；赵贞吉对徐阶表面恭敬，内心未必服气；徐阶则对这两位潜在的挑战者保持着警惕和压制。
三足鼎立，互相牵制，这才是嘉靖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唯有如此，他这位皇帝才能超然其上，掌控平衡，避免出现严嵩那样一家独大的权臣。
如果此刻因为徐崇右之事过度打击徐阶，导致清流内部徐阶派系崩盘，高拱和赵贞吉无论谁趁机坐大，都可能打破现有的平衡，形成新的、更难以控制的权力中心。
这是晚年精力不济、只求朝局平稳过渡的嘉靖绝不愿看到的。
“唉……”嘉靖长长地叹了口气，揉了揉愈发胀痛的太阳穴。
他感到一种深及骨髓的疲惫。
他何尝不知大明九州万方，依旧有无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寄希望于陈恪的开海新政，希望能带来真正的“嘉靖中兴”，为自己本可能充满争议的统治生涯添上最光彩的一笔。
太祖的托梦，陈恪的“生而知之”，都像是冥冥中的启示，至于这启示究竟是中兴亦或是修道有成，都让他愿意倾力支持这个年轻人。
陈恪也确实没让他失望，内帑丰盈了，修道经费不愁了，国库也比往年宽裕了些。
可是……为什么总感觉还是不够？为什么改革的成效，似乎总局限于东南一隅，难以惠及更广阔的土地？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人性使然。
嘉靖绝不会明白，或者说不愿去直面一个事实：真正触及根本的改革，从来不是温文尔雅、皆大欢喜的请客吃饭，它必然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旧有结构的阵痛、乃至需要大刀阔斧的流血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