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队长，我懂你的顾虑。”江奔宇放缓语气，往后退了一步，重新坐回板凳上，目光与周老根平视，没有丝毫干部的架子，“以前的干部让大伙失望了，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懂喊口号，不懂实际情况，一拍脑袋就做决定，最后让渔民们买单。但我不一样，我这半个月跟着大伙出海，手上的茧子不比大伙薄，我知道一网渔获要付出多少力气，知道孩子们盼着一口细粮有多难。”
他抬手摸了摸公文包，里面的笔记本还带着体温：“我不是要立刻就搞养殖、搞合作社，我只是想先摸清台账，知道咱们每天能捕多少渔获，每种渔产的损耗率是多少，小贩压价到底压了多少，把这些数据算清楚，再找县里申请保鲜盐和薄膜，先解决渔获腐烂的问题，一步步来。要是中间出了任何问题，我第一个向县里请辞，所有责任我来担，绝不连累大伙，也绝不让大伙的工分受损失。”
周老根沉默着，猛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映得他脸上的皱纹愈发深邃。屋里的纺车声重新响起，却比刚才更轻了，两个孩子也停下了嬉闹，怯生生地看着眼前的两人。院门外传来渔民们说话的声音，还有渔船离开码头的“哗哗”声，那是新一天的捕捞开始了。
过了许久，周老根才磕掉烟锅里的烟灰，把烟袋杆往腰上一别，语气依旧强硬，却多了几分疲惫：“江主任，我说了，台账找不着，你也别再提这事了。红阳的日子，就这么过着，挺好。”他顿了顿，朝门口摆了摆手，“我还要去码头看看大伙的情况，就不留你了。”
江奔宇看着他决绝的背影，知道再多说也没用。他站起身，没有再坚持，只是目光落在床上生病的老太太和孩子们身上，轻声说：“周队长，大娘的病要是需要药，我可以去县里卫生院帮着买；孩子们的衣服要是短了，我那里还有两件旧衬衫，改一改就能穿。我不是来逼你的，只是想实实在在帮大伙做点事。”
周老根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径直走出了院门。江奔宇看着紧闭的木门，心里泛起一阵苦涩，却没有丝毫退缩。他走到墙角，看着那堆杂乱的账本和报纸，能隐约看到几本封面上写着“东渔村渔产台账”的字样，显然周老根只是把它们藏在了
他没有再动那些账本，转身走出屋。院子里的石磨上，两个窝头还静静地放在那里，晨风吹过，带着咸涩的气息，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希望。江奔宇抬头望向远处的码头，渔民们已经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木橹搅动海水的声音渐渐远去。他知道，周老根的抵触，是旧观念与新想法的碰撞，是恐惧与期盼的拉扯，要打破这层坚冰，不能靠嘴说，只能靠实实在在的行动。
沿着滩涂边的小路往公社走，江奔宇的脚步比来时更沉稳。他想起王剑钧说的“周老根是个重情义、认实干的人”，心里渐渐有了主意。台账固然重要，但比台账更重要的，是赢得周老根的信任，让他相信，自己不是来走形式、混资历的干部，而是真心想和渔民们一起，把红阳的日子过好。
路过赵老三家门口时，赵老三正扛着锄头准备去滩涂挖野菜，见了江奔宇，连忙停下脚步：“江主任，您从周队长家回来啦？他是不是没松口？”江奔宇点了点头，赵老三叹了口气：“周队长就是太固执，怕出事，他也是为了大伙好。您别灰心，慢慢劝，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想让大伙多挣点工分。”
江奔宇笑了笑，拍了拍赵老三的肩膀：“我知道，我不会灰心的。三哥，我跟你一起去滩涂，顺便再看看那边的土质，要是搞贝类养殖，这片滩涂能不能用。”赵老三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好嘞！咱这滩涂的土肥，水质也好，养出来的花蛤、缢蛏肯定好，就是没人敢试。”
两人并肩往滩涂走，海风拂过，带着淡淡的鱼腥味。江奔宇望着万亩荒芜的滩涂，心里暗暗发誓，不管多难，都要让这片土地焕发生机，都要让周老根放下顾虑，让所有渔民都能过上吃饱穿暖、能挣到工分的日子。而要做到这一切，第一步，就是要融化周老根心里的坚冰，拿到那本藏在墙角的台账——那不仅是东渔村的家底，更是打开红阳未来的钥匙。
回到公社办公室，江奔宇把笔记本摊在桌上，在“待办”。”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不仅要蹲点码头，还要多花时间在周老根身上，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洒在笔记本上，也照亮了他前行的方向，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也绝不会退缩。
他心里清楚，周老根的抵触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变革风险”的恐惧——在那个“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公社时代，“不出错”就是基层干部的首要准则，任何新尝试都可能被贴上“资本主义尾巴”的标签。要打破旧观念，比摸清资源更难，也更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