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芭店这条小街，空气里浮着一层甜腻的香。那香气混着廖家染坊飘出的蓝靛味——一种植物发酵后特有的、介于腐与醇之间的气息，还裹着家家户户土灶里冒出的炊烟，在上午的阳光里纠缠成一股子古怪而又妥帖的市井味道。
廖家小院的土坯墙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喇叭正对着日头。院角那棵老槐树下，十五岁的廖九妹扎着马步，身子绷得像张拉满的弓。
她穿着一身靛蓝粗布短打，裤腿挽到膝盖，赤着脚踩在夯实的泥地上。汗水从额角滚下来，滑过晒成小麦色的脸颊，在下巴尖凝成珠子，吧嗒吧嗒砸进土里。辫梢系着的红布条被风撩起，像一簇不肯安分的火苗。
“腿再沉三分，腰挺直！丹田那口气给我提着！”
门槛上，廖老栓斜倚着门框，眯眼看着孙女。七十五岁的老人背已微驼，手掌摊在膝盖上，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裂纹——那是染缸里几十年浸泡、搓揉、捶打留下的印记，深的像刀刻，浅的像蛛网。但这些裂纹加起来，都比不过他腰间那道寸许长的疤。
此刻，老人枯瘦的手指正摩挲着那道疤。疤痕早就长死了，泛着暗褐色的光，像条僵硬的蜈蚣趴在松弛的皮肤上。
“九妹，你过来。”廖老栓招招手。
廖九妹收了势，抹了把汗，小跑过来蹲在祖父膝前。她看见祖父的手指在那道疤上来回划着，眼神空茫，知道又要听那个讲了无数遍的故事了。
“这道疤，”廖老栓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是道光二十一年，三元里砍洋鬼子留下的。”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仿佛要把六十年的尘土咽下去：
“那年我跟你现在一般大，十五岁。广东的雨啊，下起来跟老天爷泼水似的……”
老人的讲述总是从雨开始。
1841年5月末，广州城北的三元里。十五岁的廖老栓——那时还叫廖阿栓——赤着脚踩在烂泥里，手里攥着一把砍柴刀。刀是前夜磨的，磨石上淋了水，磨到子时，刃口在月光下能照见人影。
“族叔拍我肩膀，说‘阿栓，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腿肚子在抖。”廖老栓笑了，露出豁牙，“可看见洋鬼子的马队踩烂了咱家的稻田，那些稻子都灌浆了，再有一个月就能收……就不怕了，只剩恨。”
他描述那天的雨：不是丝，不是线，是整盆整盆往下倒。蓑衣根本没用，雨水顺着草缝往里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雷在天上滚，但盖不住另一种声音——洋枪的爆响。
“像炸雷，可比炸雷密，一声接一声。”老人右手在空中虚握，仿佛又握住了那把柴刀，“我们举着刀、扛着锄头、扁担，还有人拿粪叉，从各村涌出来。族叔喊‘打番鬼！保乡梓！’几千人跟着喊，那声音……把雨都震散了。”
最凶险的一幕发生在牛栏岗。
“一个洋鬼子军官，骑着一匹大黑马，马鬃上还系着红缨子。”廖老栓眼睛亮了，那光穿越了半个世纪，“他挥着刀冲过来，马踏得泥水飞溅。我躲在田埂后，等他近了，猛地窜出去——”
老人猛地站起，驼背在这一刻似乎挺直了。他右手作刀，凌空劈下！
“砍马腿！那畜生嘶叫着往前栽，把军官甩出去老远！”廖老栓声音嘶哑，“那洋鬼子在地上滚，嘴里叽里呱啦喊，后来才知道是喊‘上帝救我’。我冲上去补刀……”
他的手停在半空。那道疤在午后的光里微微颤动。
“然后呢，爷爷？”廖九妹每次听到这儿都屏住呼吸。
“然后……”廖老栓缓缓坐回门槛，眼中的光黯淡下去，“洋鬼子的援兵到了，火枪齐射。族叔胸口中了一枪，血喷出来，烫得吓人。他推我‘阿栓，跑！’”
逃亡的路，比抗英的战场更惨烈。
义军溃退，英军报复性烧杀。三元里村三百多户，烧了三分之一。廖家祖屋就在其中——那间青砖黑瓦、住了四代人的老宅，在火光里化成焦炭。
“你曾祖母拽着我，从后山小路逃。”廖老栓声音低下去，“一路讨饭，吃野菜，啃树皮。过漓江时坐渡船，船家看我们母子可怜，没收钱。你曾祖母跪在船头磕头，说‘来世做牛做马报答’。”
从广东到四川，三千里路，走了大半年，终于找到了四川成都的亲戚“廖剪刀”。到石板滩时，母子俩只剩一口气。
“那时候石板滩，真是滩。”廖老栓望向院外，“荒草比人高，野兔子乱窜。我们搭了个草棚，你曾祖母给人织草席，我砍柴卖。冬天冷，草棚漏风，你曾祖母咳了一冬，开春就……”
他没说下去，从怀里摸出个物件。
那是一把旧铜锁，锈得几乎看不出本色，锁梁断了一半。
“这是咱家祖屋的门锁。”老人用袖口擦了擦，动作轻柔得像抚摸婴儿，“大火烧了一夜，就剩下这个。你曾祖母临终前塞给我，说‘阿栓，记住家在哪儿’。”
廖九妹接过铜锁。很沉，锈迹扎手。她想象不出广东的样子，但能想象那把火烧了三天三夜，能想象一个少年握着这把锁，在三千里逃亡路上，一遍遍摩挲。
“爷爷，”她抬起头，“你后悔吗？如果不抗英，也许祖屋不会烧，曾祖母不会……”
“后悔？！”廖老栓猛地瞪眼，声音陡然拔高，“洋鬼子占了咱们的地，烧了咱们的房，杀了咱们的人！我不砍他，我还是人吗？！”
他一把抓过廖九妹的手，把铜锁重重按在她掌心：
“九妹，你记住——等洋鬼子再来，只要你还姓廖，只要你还站着，就要像爷爷当年那样，拎刀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