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转身回屋，从行李箱最底层摸出个褪色的布偶——那是他五岁时母亲缝的，左眼睛的棉花早漏光了，只剩个黑布缝的空眼眶。
他剪下一缕棉花，塞进展盒里一颗素白的贝壳纽扣孔里。
纸条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带着些犹豫的划痕：“让它也记得，被遗忘过。”
展览当天，旧物馆的玻璃门被人推开又合上，像串不断响起的风铃声。
沈星河站在展柜旁，看白发的奶奶摸着“1983年”的纽扣掉眼泪，说“王姐的毛线织了我闺女的毛衣”；看穿工装的小伙子拿走“1991年”的纽扣，说“李工是我爷爷”；最后，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停在那颗带棉花的贝壳纽扣前，指尖轻轻碰了碰露出的棉絮。
“能给我吗？”少年抬头时，眼眶红得像颗酸草莓，“我妹妹得了抑郁症，她说没人懂她……可这颗扣子，连破棉花都收着。”
沈星河点头。
少年走后，他蹲下来整理展盒，发现最角落的铜纽扣不见了——是父亲的那颗。
当晚，旧物馆的工作群弹出条消息。
是张照片：淡蓝色的病号服领口，缝着那颗带棉花的贝壳纽扣，旁边附言：“妹妹今天笑了，她说，原来碎掉的东西，也能被人记得。”照片里的姑娘靠在床头，手里捏着半块橘子糖，糖纸在阳光下泛着鹅黄，像朵开在白被子上的花。
沈星河盯着照片，忽然笑了。
他想起重生那年，他站在暴雨里喊“要发洪水了”，人们说他疯；想起他第一次给母亲递体检单，她红着眼说“傻孩子”；想起他蹲在便利店炉前煮豆浆，环卫工大叔抱来一捆柴，两人没说话，只互相点了点头。
原来他一直以为要做记忆的源头，可真正的记忆，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独白，而是无数人接过去的、轻轻的一声“我也记得”。
次日清晨，豆浆摊的煤炉烧得正旺。
沈建国系着蓝布围裙，用长柄勺搅着锅里的豆浆，白汽裹着豆香漫上来，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
“要走了？”老人没抬头，舀了碗豆浆递过去，碗底沉着什么，压得瓷碗有些坠手。
沈星河接过来，碗底的温度透过掌心渗进骨头里。
他低头，看见水面下沉着颗新纽扣，黄铜材质，刻着个“家”字，笔画还带着刚打磨的毛边。
“你妈走前说，走得远不怕，就怕忘了回头的路。”沈建国用抹布擦着台面，声音轻得像飘在豆浆上的汽，“这纽扣是她当年攒的材料，说等你成家了给你缝衬衫……现在提前用了。”
沈星河没说话，把纽扣放进贴身口袋。
金属贴着皮肤，慢慢暖成了体温的温度，像被岁月焐了二十年的心跳。
他转身要走，背后传来煤炉添柴的噼啪声，混着老人低低的哼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晨光里，他的影子被拉长，投在青石板路上。
行李箱的拉杆咔嗒弹起，轮子滚过路面的声音轻得像句告别。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纽扣，又摸了摸随身包的夹层——那里躺着母亲的糖纸书签，鹅黄色的边缘被岁月磨出了毛边，却依然鲜艳得像朵不会谢的花。
老街的风铃又响了。
这次他没停步，只是加快了脚步。
前方的路口停着辆出租车，司机正敲着方向盘等他。
后备箱打开时，晨光漏进去，照亮包里三样东西：母亲的糖纸书签，父亲的“家”字纽扣，还有张泛黄的照片——是1998年的开学典礼，他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有个扎马尾的姑娘，正拼命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