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他出来了。
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眼睛还亮。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忽然说：
“张先生，陪我喝杯酒吧。”
张卫国陪他喝了。
那天的酒喝得很慢，一杯接一杯，谁也不说话。喝到黄昏，包拯忽然说：
“五年。”
张卫国看着他。
“包勉死了五年，嫂子才走。”
包拯说，
“这五年，她一个人，怎么过的？”
张卫国没说话。
包拯端起碗，喝了一口，慢慢咽下去。
“她说她不怪我。可她不让我去过年。
她知道我看见她会难过，她也知道她看见我会难过。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五年。”
他看着碗里的酒，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她死了，我都没见上一面。”
张卫国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她让你别怪自己。”
包拯点点头：“我知道。”
“那你怪不怪？”
包拯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那张黝黑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悔恨，只是一片平静，像冬天的湖面。
“不怪。”他说，“我做了该做的。她做了该做的。包勉……也做了他该做的。”
张卫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不是不难过。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化成别的东西。化成那个家训，化成那些奏章，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
这就是包拯。
他把所有的柔软，都藏起来了。藏得那么深，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只有在酒后的深夜，只有在张卫国面前，才偶尔露出一角。
可那一角，已经够了。
嘉佑七年春，包拯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当回事。
张卫国去给他送药，他还说：
“小毛病，吃两剂就好了。”
可两剂吃完，没见好，又吃两剂，还是咳。
张卫国开始觉得不对了。
那天他去府衙，包拯正在批公文。他坐在那儿，脊背挺得笔直，脸色却不大好看，灰扑扑的，眼窝陷得更深了。
“让我把把脉。”
张卫国说。
包拯伸出手，眼睛还盯着公文。
张卫国搭上脉，心往下沉。
脉象浮大而空，是虚阳外越的征象。
通俗点说，就是底子掏空了，油尽灯枯的前兆。
“多久了？”他问。
包拯抬起头：
“什么多久？”
“这咳嗽，这没精神，多久了？”
包拯想了想：“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你不早说？”
包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忙。”
张卫国没说话，收了脉枕，开始写方子。
写完了，往桌上一放：
“这方子，一天一剂，连吃七天，七天之后我再来。”
包拯点点头，又低下头去看公文。
张卫国站在那儿，看着他。
烛火映在那张黝黑的脸上，那脸上的纹路，比几年前深多了。
鬓角的白发，也比几年前多了。
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包拯忽然叫住他：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