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想起，九百多年后，有人问，苏轼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好诗？
有人说是因为天才，有人说是因为勤奋，有人说是因为阅历。
可他知道，那些诗，是用命写的。
用他爹的命，用他娘的命，用王弗的命，用他自己的命。
一字一句，都是血泪。
熙宁二年，张卫国又跟着苏轼进了汴京。
这回，他开的药铺在城西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铺子比眉山的稍大些，里外两间，后院能住人，也能晒药。
开张那天，苏轼没来。
他正在朝堂上，跟王安石吵架。
张卫国是从来看病的官员嘴里听说的。那官员在御史台当差，一边让张卫国换药，一边眉飞色舞地讲：
“张先生你没看见，那场面！苏轼站在殿上，一条一条驳王安石的青苗法。”
“说青苗法强行摊派，贫户还不上的，最后还得官府催逼，闹得民怨沸腾。”
“王安石脸都黑了，当场跟苏轼吵起来。神宗皇帝坐在上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后挥挥手，说退朝。”
张卫国手上不停，轻轻嗯了一声。
那官员压低声音：
“听说王安石回去气得饭都吃不下。苏轼这回，怕是要倒霉。”
张卫国换好药，送走那官员，在柜台后站了很久。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苏轼自请外放。
那些史书上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十年颠沛流离。
傍晚时分，苏轼来了。
他一进门，往条凳上一坐，长长地吐了口气：
“先生，我饿了。”
张卫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去后院端了碗面出来。
苏轼接过来，埋头就吃，吃得呼噜呼噜的。
吃完，他把碗一推，抹了抹嘴：
“先生，你说我是不是傻？”
张卫国正在收拾碗筷，头也不抬：
“怎么？”
苏轼趴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
“我今天在朝上，跟王安石吵了一架。当着皇上的面，一条一条驳他的新法。”
“我明知道驳了也没用，明知道他不会听，明知道皇上向着他，可我还是忍不住。”
他抬起头，看着张卫国：
“先生，你说我这是为什么？”
张卫国把碗筷放下，在他对面坐下：
“因为你觉得那不对。”
苏轼愣了愣，忽然笑了：
“先生说得对。我觉得不对，就忍不住要说。”
他叹了口气：
“可说了又有什么用？新法该推还是推，老百姓该苦还是苦。”
张卫国沉默了一会儿，道：
“你说了，就有人听见。”
苏轼看着他。
张卫国继续道：“听见的人多了，总会有人记住。现在改不了，以后也许能改。”
苏轼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忽然笑了：
“先生，你这话，跟子由说的一样。”
他站起来，拍拍衣裳：
“行，我知道了。反正该说的还得说，该做的还得做。管他有没有用。”
走到门口，他忽然回头：
“先生，我过几日就出京了。去杭州，当通判。”
张卫国点点头。
苏轼又道：“你跟我去吗？”
张卫国想了想，道：
“你先去。我后面来。”
苏轼笑了：
“好，我等你。”
他走了。
张卫国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汴京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
他知道，这一别，苏轼再回来，就是十三年后。
那时候的汴京，已经不是现在的汴京了。
那个人，也不是现在这个人了。
熙宁四年，张卫国到了杭州。
苏轼见到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拉着他就往西湖跑：
“先生，你来得正好！西湖的荷花开了，可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