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末，北京的秋意还没表露，梧桐树影斑驳洒在林荫道上。
林观复拖着简单的行李箱站在校门前，来来往往都是青春的学生和送孩子的家长，王淑兰和王凤芝只觉得眼睛都不够看，而且莫名有种肃穆感。
林观复本来都不愿意她们来送，但俩人说什么都放心不下，这么来回折腾一下，都没在北京待两天就离开了，她是真心疼她们坐车。
“观复在学校要好好吃饭，别舍得不花钱，缺什么给家里打电话。”王淑兰刚刚看到学校里面居然还有电话亭，外面也有，打电话倒是方便许多。
只需要花点钱而已，这一点让她很高兴。
林观复：“我每周都会打电话回去的，妈妈和姑婆在家别太惦记我。”
王凤芝也忍不住说说：“你记得月末的时候到学校收发室看看有没有邮政的取款通知单，汇钱过来慢，别真到缺钱的时候才说。”
这会儿绝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实现通存通兑的业务，汇钱很麻烦，一般都是选择邮政汇款，学生收到家里的汇款取款通知单以后，凭借单子和硌人证件到学校附近的邮局取现金。
“我知道啦。”林观复身上不缺钱，但现在的现金带在身上，很容易被偷。
这会儿还是“神偷”的世界，小偷都是随身带着小刀出门的，根本注意不到什么时候身上的口袋和包就被划了一个洞。
俩人离开后，林观复投入到法学院的学习中。
这里的学习比起高中来说更为严苛，在林观复看是这样的。
课堂上教授们引经据典，从法理学到法律实务，晦涩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案例分析，让林观复根本不敢有丝毫懈怠。
泡图书馆更是成为她的常态，基本每天都抱着厚厚的法律书籍啃读，笔记上密密麻麻，标注着不同颜色的重点，在学校完全是一个苦行僧的状态，什么社团联谊都不参加，幸亏这会儿还没有“卷”的概念。
除了专业课程，林观复还按照自己的喜好主动选修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婚姻家庭法”等相关课程。
她接触到那些家暴受害者维权困难、留守儿童权益受损的案例时，心里总会想起王淑兰的遭遇，困顿疲惫时涌现出强烈的使命感。
法律不应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是弱者的铠甲。
她觉得疲惫不去做，难道指望那些身陷囹圄的受害者去争取吗？
林观复的学校生活是繁忙的，但并不枯燥。
在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她开始寻找兼职。
家教、服务员这些都被她略过了，倒不是看不上，而是她的目的并不是赚钱改善生活、减轻负担，在有家庭的支持下，她的选择多了几分理想主义。
法律援助中心、公益组织都是她留意的重点，终于在学校的推荐下，她进入了一家公益法律援助中心，协助律师处理妇女儿童权益相关的案件。
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琐碎，每天整理案件材料、接待当事人、查阅法律条文、撰写法律文书……每天的事都感觉做不完。
更重要的是，来这里的大多数是真的活不下去的妇女儿童，被家暴的女人，被遗弃虐待的儿童，基本都带着伤痕和绝望而来。
说到底，在这个面子大过天的时代，能主动找到公益援助中心的已经是凤毛麟角。
兼职的收入不算高，但等真正帮助到一位被家暴的阿姨成功离婚，并且拿到孩子抚养权和相应抚养费时，林观复心里的成就感和欣喜是钱没有办法取代的。
当然，失败的也有很多。
当事人后悔放弃的，法律条文不完善导致惩治力度较轻的，缺乏证据的……这些又会折磨得她难过。
和家人的童话算是林观复大学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学校的公共电话亭排着队，林观复每周都会打电话回家，拿笔拿都是热热闹闹的。
“妈，姑婆，我这段时间新学了一些婚姻家庭法，教授讲的案例可有意思，上次的张阿姨成功脱离苦海了！”
王淑兰喜欢听女儿说起她学校和生活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接触到的案例，王淑兰还挺喜欢听的，可能是因为部分的感同身受，以至于她还主动让林观复推荐了几本相关的书学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