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七月癸酉日，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乙亥日，吐蕃来侵犯弘州。
八月，霸州山区的獠人造反了，他们把刺史向邵陵以及一百多户官吏和百姓都给烧杀了。
早些时候，皇帝派使者冯德遐去安抚吐蕃。吐蕃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娶了唐朝公主，就派使者跟着冯德遐一起入朝，带了好多金银财宝，上表请求通婚，皇帝没答应。使者回去后，对吐蕃赞普弃宗弄赞说：“我刚到唐朝的时候，他们对我可好了，还答应把公主嫁给咱们。结果正好赶上吐谷浑王入朝，在中间挑拨离间，唐朝的礼数就变得冷淡了，也不答应通婚了。”弃宗弄赞一听就火了，马上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根本招架不住，逃到了青海北边，老百姓和牲畜好多都被吐蕃抢走了。
吐蕃接着又攻破了党项、白兰这些羌族部落，然后带着二十多万人驻扎在松州西边边境，派使者来进贡金银绸缎，说要来迎娶公主。没过多久就进攻松州，把都督韩威打败了。羌族的首领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都带着自己的州反叛，归附了吐蕃。双方战火不断，吐蕃的大臣们劝谏弃宗弄赞，他根本不听，为此上吊自杀的大臣就有八个。壬寅日，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五万人去攻打吐蕃。
吐蕃攻城攻了十多天，牛进达作为先锋，在九月辛亥日，趁他们没防备，在松州城下把吐蕃打败了，杀了一千多人。弃宗弄赞害怕了，赶紧带兵撤退，还派使者来谢罪，顺便又请求通婚，这一回皇帝答应了。
甲寅日，皇帝问身边的大臣：“帝王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呢？”房玄龄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和各路英雄一起崛起，经过一番争斗，才让他们臣服，创业可太难了。”魏征说：“从古到今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取得天下，却在安逸中失去天下的，所以守业更难。”皇帝说：“房玄龄和我一起打天下，那是九死一生，所以他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治理天下，常常担心富贵了就会滋生骄奢，疏忽了就会引发祸乱，所以他知道守业的艰难。不过创业的艰难已经成为过去，守业的艰难，才是现在要和各位一起谨慎对待的。”房玄龄等人赶紧下拜说：“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啊。”
当初，突厥颉利可汗灭亡后，北方地区空虚。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就带着他的部落，在都尉犍山北边、独逻水南边建立了王庭，能打仗的士兵有二十万。他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拔酌、颉利苾分别统领南、北部。皇帝觉得他们势力越来越大，以后恐怕不好控制。癸亥日，就封他这两个儿子都为小可汗，还各赐了鼓和大旗，表面上是优待尊崇，实际上是想分化他们的势力。
冬天十月乙亥日，巴州的獠人造反。
己卯日，皇帝在始平打猎；乙未日，回到京城。
钧州的獠人也造反了，朝廷派桂州都督张宝德去讨伐，平定了叛乱。十一月丁未日，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飞骑，让各位将军统领。又挑选飞骑中特别勇猛矫健、擅长骑马射箭的人，叫做百骑，他们穿着五色袍，骑着骏马，用虎皮做马鞯，只要皇帝出游，他们就跟着。
己巳日，明州的獠人造反，朝廷派交州都督李道彦去讨伐，也平定了。
十二月辛巳日，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攻打造反的獠人，大获全胜，俘虏了一万多男女。
这一年，任命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马周这人机智善辩，中书侍郎岑文本经常称赞他：“马周谈论事情的时候，能旁征博引，纵论古今，抓住要点，去掉繁琐，文章符合事理，一个字都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听他说话娓娓动听，让人都忘了疲倦。”
霍王元轨喜欢读书，为人恭谨，自律守礼，一举一动都很稳重。他担任徐州刺史的时候，和隐士刘玄平像普通百姓一样交往。有人问刘玄平霍王有什么长处，刘玄平说：“没什么长处。”问的人觉得很奇怪。刘玄平解释说：“一般人因为有短处，才能看出长处。至于霍王，他没有短处，我又怎么能说出他的长处呢！”
起初，西突厥的咥利失可汗把自己的国家分成十部，每部有一个酋长，还各赐了一支箭，称为十箭。又分为左、右厢，左厢叫五咄陆，设置五个大啜，居住在碎叶以东；右厢叫五弩失毕，设置五个大俟斤，居住在碎叶以西，合起来叫做十姓。咥利失可汗渐渐失去了民心，被他的大臣统吐屯袭击。咥利失可汗兵败，和他弟弟步利设逃到焉耆坚守。统吐屯等人打算拥立欲谷设为大可汗，结果统吐屯被人杀了，欲谷设的军队也吃了败仗，咥利失可汗又夺回了原来的地盘。到了这时，西部还是拥立欲谷设为乙毘咄陆可汗。乙毘咄陆可汗即位后，和咥利失可汗大战一场，双方死伤众多。于是就把国土从中间分开，自伊列水以西归乙毘咄陆可汗，以东归咥利失可汗。
处月、处密和高昌一起攻打焉耆，攻下了五座城，抢走了一千五百个男女，还烧了他们的房屋，然后才离开。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唐初的政治、边疆与社会动态，既展现了“贞观之治”下的治理智慧，也暴露了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其核心矛盾与应对逻辑，可从四个维度解析：
政治治理：君臣共治与“守成”意识的觉醒
太宗与房玄龄、魏征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的讨论，是这段史料的政治核心。房玄龄因亲历“打天下”，强调创业之艰；魏征则立足“治天下”，点出“安逸生骄奢、疏忽酿祸乱”的守成风险——二者视角虽异，却共同指向贞观政治的核心特质：不沉湎于开国功绩，而是主动警惕“治世危机”。
太宗最终定调“创业已成过往，守成当与诸公慎之”，并非简单折中，而是对王朝治理阶段的精准判断：开国初期的“武力征服”已转向稳定期的“制度建设与人心维系”。这种自省意识，既是房玄龄等开国功臣“居安思危”的体现，更是魏征等谏臣“犯颜直谏”的价值所在，恰是“贞观之治”能超越一般开国治世的关键——它构建了“君臣共议、聚焦长远”的治理氛围。
此外，高士廉任右仆射、马周升中书舍人等人事安排，也印证了贞观朝的“人才导向”：马周以“论事切理、一字不可增删”的能力获重用，岑文本对其的高度评价，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对“务实、有才”官员的认可，而非仅论资历出身，这为政治高效运转提供了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