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初一这天是冬至，皇帝到南郊祭祀。当时用的《戊寅历》把癸亥日当作初一，宣义郎李淳风上表说：“古代历法划分日期是从子时的一半，也就是半夜零点开始。今年甲子日初一冬至，但是原来的太史令傅仁均减少的余数有点多，把子时初刻当作初一，这样就差了三刻，不符合天象，请求再仔细考察审定。”大家讨论后觉得傅仁均确定的朔日确实有点小偏差，李淳风推算校对得很精密，建议按照李淳风说的办，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丁卯日，礼官上奏请求给高祖的父母服丧增加到齐衰五个月，嫡子的媳妇服丧一年，嫂、叔、弟妻、夫兄、舅这些亲属都服小功之丧，皇帝同意了。
丙子日，百官又上表请求皇帝举行封禅大典，皇帝下诏答应了。还让各位儒者重新详细审定封禅的仪式流程，任命太常卿韦挺等人担任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宫中使者发放通行凭证时拖延迟缓，使者就上奏给皇帝。皇帝很生气，把韦元方贬为华阴令。魏征劝谏说：“帝王发怒可不能随便发作。之前因为宫中使者的事，连夜就发出敕书，搞得跟军机大事一样，谁能不惊慌害怕呢！况且宦官这类人，从古至今都很难管理，他们说话随便，很容易引发祸患，让他们独自出远门办事，实在不合适，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应该特别谨慎对待。”皇帝听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尚书左丞韦悰发现司农寺采购的木材价格比民间贵，就上奏说司农寺隐瞒吞没钱财。皇帝把大理卿孙伏伽召来，让他书写司农寺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寺没罪。”皇帝很奇怪，问他原因，孙伏伽回答说：“正因为官府采购的木材价格高，所以民间的木材才便宜。要是官府采购的木材价格低，民间的木材也就没办法便宜了。我只看到司农寺顾全大局，没看出他们有什么过错。”皇帝恍然大悟，多次称赞孙伏伽说得好，还对韦悰说：“你的见识和才能比孙伏伽差远啦。”
十二月丁酉日，侯君集在观德殿献上俘虏。朝廷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饮至礼，还大宴三天。不久后任命麹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皇帝得到了高昌的乐工，把他们交给太常寺，将九部乐增加为十部乐。
侯君集攻破高昌后，私自拿了那里的珍宝。将士们知道后，也竞相盗窃，侯君集管都管不住，被有关部门弹劾，皇帝下诏把侯君集等人关进监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说：“高昌王昏庸无道，陛下命令侯君集等人去讨伐并攻克了它，没过十天，就把他们交给大理寺处置。虽然侯君集等人自己触犯了法网，但恐怕天下人会怀疑陛下只看到他们的过错，却忽略了他们的功劳。我听说任命将领出兵打仗，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能打败敌人，就算贪心也可以奖赏；要是打了败仗，就算廉洁也要惩处。所以汉朝的李广利、陈汤，晋朝的王浚，隋朝的韩擒虎，都犯过罪受到谴责，但君主因为他们有功劳，都给予了封赏。由此看来，带兵的将领，廉洁谨慎的少，贪图财物的多。所以黄石公在《军势》里说：‘任用有智谋的人，任用勇敢的人，任用贪心的人，任用愚钝的人，这样有智谋的人就会乐于建立功勋，勇敢的人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心的人急于追求利益，愚钝的人不会计较生死。’希望陛下能记住侯君集他们的微小功劳，忘掉他们的大过错，让侯君集重新回到朝廷任职，再次为朝廷效力。这样虽然他算不上清正廉洁的大臣，但还能算是可用的将领。陛下虽然变通了法律，但恩德会更加彰显，侯君集等人虽然得到了宽恕，但过错也更加明显了。”皇帝听了，就释放了侯君集等人。
又有人告发薛万均和高昌的妇女私通，薛万均不承认。皇帝就把高昌的妇女送到大理寺，让她和薛万均当面对质。魏征劝谏说：“我听说‘君主以礼对待臣子，臣子就会以忠诚侍奉君主’。现在让大将军和敌国的妇女去对质这种私密的事，如果是真的，得到的东西也没什么价值；要是假的，失去的就太多了。以前秦穆公请偷他马的人喝酒，楚庄王赦免了扯断他帽缨的人，何况陛下的道德比尧、舜还高，难道还比不上这两位君主吗！”皇帝听了，立刻释放了薛万均。
侯君集的马额头生疮，行军总管赵元楷竟然亲自用手指蘸马疮的脓，还去闻。御史弹劾他谄媚，赵元楷被降职为括州刺史。
高昌平定后，各位将领马上就受到了赏赐，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因为没有接到皇帝的敕令，唯独他不接受赏赐。等另外的敕令下达后，他才接受，而且只拿了些老弱的人和破旧的东西。皇帝赞赏他廉洁谨慎，把在高昌得到的宝刀和各种彩色丝绸一千段赏赐给他。
癸卯日，皇帝在樊川打猎；乙巳日，回到宫中。
魏征上疏说：“在朝廷的大臣，担任着重要职位，陛下虽然给他们的任务很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够坚定，所以有的人会自我怀疑，心里想着敷衍了事。陛下对大事比较宽容，对小罪却很严厉，遇到事情当场就发怒斥责，难免会带有个人的爱憎。把大事交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去办，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现在给大臣职位，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但到了有事的时候，却相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那些不重要的人，怀疑重要的人，这样还想把国家治理好，怎么可能呢！如果给大臣大官做，却去追究他们的小过错，那些负责文案的官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意思，玩弄法律条文，歪曲事实来定他们的罪。大臣们要是为自己辩解，就会被认为是心里不服罪；不说话呢，又会被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进退两难，没办法说清楚，就只能想办法逃避灾祸，这样虚伪欺诈就会成为风气。”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皇帝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住天下很难啊。”魏征回答说：“我听说打胜仗容易，守住胜利果实难，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国家的福气啊！”
皇帝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向太子直言劝谏，就提拔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代理左庶子。太子曾经在宫中击鼓玩乐，张玄素敲门恳切地劝谏。太子就拿出鼓，当着张玄素的面把鼓毁掉了。太子很长时间不出来见东宫的属官，张玄素又劝谏说：“朝廷挑选有才能的人来辅佐太子的高尚品德，现在都过去好几个月了，您都不见东宫的臣子，这怎么能对太子有哪怕一点点帮助呢！而且宫中只有妇人，不知道有没有像樊姬那样贤良的人呢？”太子不听他的。
张玄素年轻时做过刑部令史，皇帝曾经在朝堂上问他：“你在隋朝做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县尉。”皇帝又问：“没做县尉之前做什么官？”回答说：“九品以外的小吏。”皇帝又问：“在哪个部门？”张玄素觉得很羞耻，走出殿门时几乎都走不动路了，脸色像死灰一样。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君主能以礼对待臣子，臣子才能竭尽全力。张玄素虽然出身低微，但陛下看重他的才能，提拔他到三品的位置，辅佐太子，怎么能再当着大臣们的面追问他的出身呢！这样抛弃往日的恩情，造成一时的耻辱，让他心里郁闷，还怎么能要求他为节义而死呢！”皇帝说：“我也后悔问了这话，你的奏疏很符合我的心意。”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和张玄素在隋朝都做过令史，孙伏伽有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讲述过去的事，一点都不隐瞒。
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管辖的地方有人犯了十恶大罪，被御史弹劾。皇帝说：“以前唐尧、虞舜这样的大圣人，贵为天子，都不能教化好自己的儿子；何况贾崇只是个刺史，难道能让他管辖的百姓家家都做好事吗！如果因为这个就贬黜他，那州县之间就会互相掩盖，放走有罪的人。从今以后，各州有人犯十恶大罪的，不要弹劾刺史，只让他们明确加以纠察，按照法律惩处罪犯，这样差不多能肃清奸恶之人。”
皇帝亲自去检阅军队，因为队伍不整齐，就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责中郎将等人。又嫌张士贵杖打得轻，把张士贵交给司法官吏处置。魏征劝谏说：“将军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让他去执行杖责的事，已经不符合规矩了，何况因为杖打得轻就把他交给司法官吏呢！”皇帝赶紧释放了张士贵。
很多提意见的人都请求皇帝亲自阅览奏章，防止被蒙蔽。皇帝就问魏征，魏征回答说：“这些人不懂大局，如果一定要让陛下每件事都亲自处理，那岂止是朝堂上的事，州县的事陛下也得亲自管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务与人事，堪称“贞观之治”的微观缩影——既展现了王朝初盛时的制度建设、君臣互动的良性生态，也暴露了统治中的细微矛盾，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治理智慧，即便置于现代视角下仍具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