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时期，科举录取人数尚少，但到了太宗、真宗朝，录取人数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殿试不黜落”的情况，只要通过省试，殿试基本都能中第。
科举成为了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也让文官集团的队伍日益壮大。
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官，不仅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朝廷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让大宋的文化、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文官集团主导下的朝廷，重视文治，推崇儒学，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宋词、理学等文化成果光耀千古；
同时，朝廷鼓励商业发展，打破了坊市界限，出现了夜市、早市，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汴京、临安等城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但这一国策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
由于文官集团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
从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到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徽宗朝的新旧党争，文官集团内部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相互攻讦，尔虞我诈，严重内耗了朝廷的精力。
同时，文官集团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
由于“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文官即使犯了重罪，也往往不会被处以极刑，最多只是降职、贬谪，这也让一些文官有恃无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正是这两大国策的推行，造就了大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在大宋，文官的地位崇高至极，甚至号称“刑不上大夫”。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指文官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而是指文官犯罪后，不会像平民百姓或武将那样受到严厉的刑罚。
按照大宋的法律，文官犯罪，一般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职、贬谪、流放等处罚，极少有被判处死刑的情况。
就拿历史上着名的案例来说，北宋名臣寇准，曾因力主抗辽、反对南迁而受到排挤，多次被贬谪，但始终没有被处以重刑；
即使是像蔡京那样的奸相，权倾朝野，贪赃枉法，最终也只是被流放儋州，而非处死。
这种“宽待文官”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文官的积极性，但也让一些文官缺乏敬畏之心，肆意妄为。
陈端身为大宋的一名文官，自然深知这一点。
他明白，此次黄河决堤，纵使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情，按照大宋的惯例，他也大概率不会被处死。
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被降职贬谪到偏远的边疆，或者丢官罢职，回家闲居。
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他寒窗苦读十余年，好不容易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又费尽心机攀附上了申王赵佖，才有了今日的地位与权势。
他还没享受够官场的荣华富贵，怎么甘心就此跌落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