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免疫”计划的推行如同在文化基因层面展开的一场漫长手术。联盟内的文明开始更加审慎地审视商业、教育、社会治理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影响策略”，公开讨论“自主性”与“引导效率”的边界。然而，就在这种反思逐渐走向制度化和学术化，似乎将要沦为另一套“正确话语”时，一个来自边缘星域观察站的报告，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撕开了那道看似愈合的伤疤。
报告来自“晨曦之露”文明——那个曾经历过“希望熵寂”危机，后在团队帮助下重建的植物态文明。他们的观察员在监测一个刚刚接入“回声”计划、尚处于早期工业时代的文明“岩铸纪元”时，发现了一种难以归类的社会现象。
“岩铸纪元”社会存在一套复杂的“贡献积分”体系，用于分配居住权、教育机会和稀缺物资。这本是常见的社会管理手段。但“晨曦之露”的观察员以其独特的感知方式发现，该体系中存在大量微小的、难以追责的“积分漏洞”与“隐性剥夺”。
例如，负责积分审核的低级官员会故意拖延某些“不受欢迎群体”（如特定地域移民、持不同政见者的亲属）的申请，迫使他们“自愿”支付小额“加急费”或转让部分积分。
又如，社区内掌握维修技能的人，会以“零件稀缺”为由，向急需帮助的邻居索取远超服务价值的积分，形成微型的剥削关系。
再如，信息流通的关键节点（如通讯站管理员）会利用信息差，提前将某些政策变动或资源投放消息透露给关系网内的成员，使其提前布局获利，而其他人则蒙受无形损失。
这些行为单独看都“微不足道”，构不成法律意义上的犯罪，甚至被当事人和旁观者视为“潜规则”或“生存智慧”。但“晨曦之露”的观察员感知到，这些细微的、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场中沉淀下一层粘稠的、冷漠的“信任淤泥”，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合作的自发活力与真诚度。
“这不像是逆模因病毒的主动攻击，” 曹荣荣在分析报告时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压抑感，“更像是……一种社会机体自身分泌出的‘毒素’。一种由无数微小自私、机会主义和冷漠旁观共同构成的……平庸的共谋。”
这个词——“共谋”——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团队某根敏感的神经。
（一）追溯KK：系统运转的“社会配件”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团队的思绪再次被拉回到KK园区。但这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危暐本人或他设计的核心诈骗脚本，而是支撑那个庞大犯罪机器运转的、看似“平庸”甚至“被动”的社会与环境要素。
在“抉择之点”的静默分析室，他们调取了所有关于KK园区周边社会环境、供应链、以及非核心参与者的调查资料。
首先是地理与行政的“缝隙”。 KK园区所在的边境地区，长期以来是多个政权控制力交织、法律执行薄弱的“三不管地带”。地方武装力量、 rrupt 官员与犯罪集团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输送关系。园区得以建立和存续，首先依赖于这片制度与道德的“洼地”。那些收受贿赂而对绑架、非法拘禁视而不见的边境巡逻队；那些明知建筑用途可疑仍承接工程、提供水电物流的本地公司；那些对受害者家属求助推诿塞责的地方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从未亲手实施诈骗，但他们的默许、纵容或无力，为罪恶提供了物理空间和基础保障。
其次是庞大而隐秘的“支持产业链”。 诈骗需要虚假身份、电话卡、银行卡、网络线路、服务器、洗钱通道……这些服务并非由危暐的团队一手包办，而是由无数分布在全球的、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服务商”提供。他们可能只是出售批量注册的手机卡，只是提供服务器托管，只是办理一些身份不明的银行卡，只是搭建一个支付接口。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刻意不去深究客户的最终用途，用“我只是做生意”、“技术中立”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些看似独立、分散的“合规业务”，编织成了一张支撑起KK园区巨额诈骗流水的地下金融与信息网络。
第三是“人力资源”的输送与异化机制。 被诱骗或绑架到KK园区的“员工”，其来源渠道复杂。有被高薪招聘广告吸引的失业者，有被熟人骗入的求职者，也有被直接绑架的受害者。而负责招募的“蛇头”、发布虚假广告的平台、乃至那些轻信了招聘信息而帮忙扩散的普通人，都无形中成为了罪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特别是那些最初也是受害者，但后来在暴力胁迫和利益诱惑下，转变为积极参与诈骗甚至参与管理他人的“员工”。他们的转变过程，深刻地揭示了罪恶如何通过恐惧、生存压力和扭曲的激励机制，将普通人卷入其中，使其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共谋，至少是沉默的协助者。
张帅帅将这三类要素的数据与“岩铸纪元”社会中观察到的那些“微小之恶”进行社会学模型比对。“结构高度相似，”他沉声道，“都是利用制度缝隙、依赖大量微小而分散的利己行为（或冷漠回避）、通过压力与利益将更多人卷入，共同构成一个让系统性罪恶得以滋生和壮大的社会生态。KK园区是这种生态结出的极致恶果，而‘岩铸纪元’的社会，则弥漫着这种生态的早期‘瘴气’。”
沈舟补充：“危暐的天才（或者说邪恶）之处在于，他不仅设计了一套高效的犯罪‘核心算法’，他更深谙如何寻找、利用乃至主动培育这种适合其犯罪‘核心算法’运行的‘社会操作系统’和‘外围应用生态’。他自己是那个编写了最恶毒病毒的程序员，但他也非常清楚，这个病毒需要什么样的‘系统环境’才能疯狂传播。”
（二）危暐的“生态观”：寻找与制造“潮湿木头”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团队再次查阅危暐留下的、此前未被充分重视的通信记录和零散笔记。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他对“营商环境”和“合作伙伴”的评估。
在一段与某位中间商的加密通讯中，危暐写道：
“X地不行，条子（警察）虽然贪，但上头盯得紧，容易炸。Y地军阀胃口太大，分走利润太多，不稳定。现在这个地方（指KK园区所在地）刚刚好：当官的只求财，不找事；地头蛇（地方武装）有实力罩得住，也懂规矩只抽水；老百姓穷，给点钱什么都肯干，也不多问。关键是，这里的人习惯了不公和沉默，这是最好的防火墙。”
另一段内部会议纪要中，他对手下骨干说：
“别只盯着‘杀猪’（诈骗）本身。‘猪饲料’（个人信息）、‘猪圈’（通讯线路和银行账户）、‘屠宰场’（洗钱渠道），这些环节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要找到可靠的、专业的、嘴巴严的‘供应商’。他们可能一辈子不碰诈骗，但他们提供的服务，是我们这行的‘水’和‘电’。对他们，要大方，要讲信用（在交易层面），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基础设施’。”
还有一份他对早期“员工”管理的思考笔记：
“一开始不能用太狠的人，不稳定。就用那些走投无路的、贪小便宜的、有点小聪明但社会关系简单的。先给点甜头，再慢慢用债务、暴力、还有他们自己手上沾的血（业绩）拴住他们。要让他们觉得，离开这里更糟，在这里‘努力’还有可能活得好一点。恐惧和一点点扭曲的希望，比单纯的暴力更能制造忠诚的螺丝钉。”
这些文字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画面：危暐不仅是一个犯罪策划者，更是一个黑暗社会生态的评估者、利用者和构建者。他敏锐地识别出那些法律失效、道德麻木、贫富分化、机会稀缺的“社会潮湿地带”，然后将自己罪恶的“菌种”播种下去，并精心培育支撑其生长的“共生网络”。
“他明白，绝对的恶需要‘平庸’的土壤才能大规模繁衍，”梁露分析道，“那些收钱的官员、提供服务的黑产、麻木的旁观者、乃至被胁迫转化的受害者，他们每个人单独的行为动机可能都‘可以理解’（贪婪、恐惧、生计所迫、无知），但正是这些‘可以理解’的微小选择，共同构成了吞噬无数人的罪恶深渊。危暐是那个挖深渊并指引方向的人，但填满这个深渊的，是无数‘正常’或‘无奈’的沙石。”
孙鹏飞从军事战略角度解读：“这叫‘战场环境营造’。他先选择了最适合他战术展开的地形（法律与道德洼地），然后确保后勤补给线畅通（黑产供应链），再通过混合手段（暴力与利诱）将当地部分资源（人力资源）转化为己用。一套完整的非对称作战思路。只不过他的敌人是整个社会的良知与秩序。”
（三）“共谋光谱”：从冷漠旁观到主动协助
基于KK园区的案例和“岩铸纪元”的观察，团队开始构建一个“共谋光谱”模型，用以描述个体或群体在系统性罪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个光谱并非严格的法律定罪分类，而是对行为与责任关联度的描述：
核心策划与驱动者（危暐）：罪恶蓝图的制定者和最高指挥者。
主动积极实施者（核心骨干、暴力打手）：直接执行罪恶，并从中获得主要利益或权力快感。
专业服务提供者（黑产供应商、 rrupt 官员）：明知或应知其服务将用于犯罪，但仍为经济利益提供关键支持。
被迫转化参与者（多数“员工”）：最初是受害者，后在生存压力和扭曲环境中，被迫或部分主动地参与罪恶，成为系统零件。
机会主义利用者（“岩铸纪元”的审核员、维修工）：利用自身微小权力或信息优势，在系统漏洞中谋取私利，加剧不公。
无知或轻信协助者（扩散虚假招聘信息者）：因缺乏警惕或判断力，无意中成为罪恶传播的环节。
冷漠旁观者与制度性忽视者（当地麻木的民众、推诿的机构）：对罪恶知情或应知情，但选择不作为，或因制度缺陷无法有效作为，客观上为罪恶提供了隐蔽和社会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