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内在生态”计划如同在长久紧绷的弓弦上涂了一层温柔的养护油，让团队成员在对抗黑暗的漫长征程中，得以更敏锐地感知自身心灵的细微震颤，及时修复那些因长期专注防御而产生的认知磨损与情感钝化。鲍玉佳的“记忆寻回”、程俊杰的陶艺、沈舟的直觉舞蹈……这些看似与宏大战争无关的私人实践，却在悄然加固着每个守护者内心最柔软的防线。
然而，就在团队认为找到了对抗“职业异化”的有效方法，并开始将“内在生态”理念向其他长期参与文明疗愈工作的群体推广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危机，在银河联盟“认知防疫网络”的边缘爆发了。
危机发源于“锻火族”文明——那个曾因因果断裂而饱受内战之苦，后在“温度奇点”与“社会免疫”计划帮助下，逐步走向稳定与繁荣的工业文明。在成功推行了新的社区连接算法和公共资源透明分配系统后，“锻火族”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乐观情绪。
但此刻，“锻火族”的首都星及其三个主要工业殖民地，正陷入一种诡异的社会性癫狂。民众并非变得冷漠或虚无，而是表现出一种极端排外、高度警惕、对任何“异常”或“不同”零容忍的集体心态。街头充斥着自发的“净化巡逻队”，他们以“维护社会纯洁性、防止认知污染”为名，攻击任何表现出与主流行为规范稍有偏离的个体——从穿着奇装异服者，到口音不同的外来者，再到发表非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社交媒体上，“识别潜在认知病毒携带者”的指南病毒式传播，鼓励邻里互相举报“可疑行为”。原本旨在促进信任的社区连接网络，被扭曲成了监视与告密的工具。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狂热并非由外部逆模因病毒直接引发。张帅帅和沈舟的监测确认，该区域没有任何已知逆模因变种的活跃信号。相反，传感器捕捉到的是“锻火族”自身集体意识场中，一种被极度放大的、扭曲的“免疫应答”。
“他们自身的‘社会免疫系统’……正在攻击他们自己的社会机体。”孙鹏飞看着前线传来的混乱影像，难以置信地低语。
魏超调取了“锻火族”过去一年的社会干预数据。“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的‘制度透明’、‘公民监督’、‘社区连接’机制，以及推广的‘范式免疫’教育（识别操纵、维护自主），所有这些本应增强社会健康度的措施，其核心要素似乎都被一种极端化的集体焦虑所劫持和扭曲了。”
曹荣荣尝试远程连接“锻火族”的集体情绪场，瞬间被一股灼热、偏执、充满防御性愤怒的情绪洪流冲击，被迫中断。“不是冷漠，是……过度的热忱，一种要将任何‘不纯’之物焚烧殆尽的病态清洁冲动。他们对‘污染’和‘威胁’的敏感度被放大到了荒谬的程度。”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们的判断，一段来自“锻火族”某狂热社区领袖的公开演讲视频流传开来。演讲者挥舞着代表“社会纯洁勋章”的臂章，激情洋溢：
“同胞们！我们曾因内部的裂痕与腐败而流血，我们曾被外来的因果武器所伤害！是银河联盟的朋友们教会了我们警惕、教会了我们团结、教会了我们要守护自己的认知家园！现在，考验来了！那些无形的敌人——那些试图让我们放松警惕、接纳‘异常’、容忍‘不同’的软弱思想，就是新的病毒！它们比直接的攻击更隐蔽、更恶毒！我们必须拿出比对待外敌更坚决的态度，净化我们的思想，纯洁我们的社区，将任何可能携带认知病毒苗头的‘变异因子’识别出来、隔离出去！ 这是我们作为‘免疫觉醒者’的神圣责任！”
演讲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狂热回应。
（一）追溯KK：偏执的“纯洁性”与内部清洗
面对“锻火族”这场诡异的“免疫风暴”，团队的思维再次被引向危暐和KK园区，但这次是一个此前较少被深入探讨的侧面：危暐体系内部对“纯洁性”和“忠诚”的病态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猜忌与清洗。
在“抉择之点”的隔离分析室，他们调阅了关于KK园区内部管理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后期危暐潜逃前，园区内部愈发紧张和残酷的氛围记录。
资料显示，随着外部打击压力增大和危暐本人疑心加重，KK园区内部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内部监控与举报制度。危暐鼓励“员工”互相监视，举报任何“可疑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私下抱怨、试图藏匿私人物品、与特定同伴交往过密、表现出“不必要的”同情心、甚至只是“眼神不对”。举报者会获得积分奖励或减少惩罚，而被举报者则面临严厉审讯、酷刑，甚至“消失”。
更甚者，危暐及其核心骨干发展出一套扭曲的“忠诚测试”和“思想净化”仪式。例如，强迫“员工”参与殴打试图逃跑的同伴，以“沾血”来绑定罪恶；定期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要求每个人公开忏悔自己的“软弱”或“不忠念头”，并激烈批判他人；创造了一套内部黑话和仪式，将服从和残忍美化为“专业”和“强大”，将正常的人性反应污蔑为“病毒”和“缺陷”。
“他在系统内部人为制造了一种‘受围心态’和‘内部敌人’的幻象，”程俊杰分析道，“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对内部‘不纯’元素的猎杀，他转移了矛盾，强化了控制，并迫使成员通过参与迫害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纯洁’。这是一种极其恶毒的内部统治术。”
梁露注意到记录中一些“员工”的转变：“一些最初只是被迫参与诈骗的人，在这种高压和扭曲的激励机制下，逐渐变得比管理者更热衷于揪出‘叛徒’、更残忍地对待‘不合格者’。他们通过扮演最极端的‘净化者’角色，来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和虚幻的权力感，同时也进一步异化了自己。”
沈舟将KK园区内部的这种“偏执清洁”模式，与“锻火族”当前的社会狂热进行比对。“结构性相似点很明显，”他指出，“都是将‘威胁’内化，将对‘纯洁/安全’的追求极端化，鼓励监视与举报，创造一套识别和排除‘异类’的标准与仪式，并通过参与排除行动来强化群体认同和个体‘价值感’。”
“不同在于，”鲍玉佳沉痛地补充，“KK园区是自上而下刻意制造的恐怖统治工具。而在‘锻火族’，这可能是在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的‘社会免疫’意识与框架下，由于未能妥善疏导的历史创伤、对新威胁的过度恐惧，以及某些社会矛盾，而自发衍生出的、自下而上的群体性心理畸变。我们给的‘免疫工具’，被他们的集体焦虑改造成了攻击自身的‘免疫风暴’。”
（二）“社会抗体”的畸变：当防御转向自身
这个发现让团队陷入了更深的反思和紧迫的危机感。他们意识到，“社会免疫系统”的培育，远非简单引入透明制度、信任机制和批判教育那么简单。如果操作不当，或者与文明自身未解决的深层问题（如历史创伤、结构性不平等、集体恐惧）相结合，这些“社会抗体”完全可能发生危险的畸变。
张帅帅调出了“锻火族”实施“社会免疫”措施后的详细社会心理监测数据。“数据显示，在推广‘范式免疫’教育、强调识别‘操纵’和‘认知威胁’的初期，‘锻火族’社会的整体不信任感指数曾短暂下降，然后开始急剧攀升，且信任对象发生了转移——对遥远的外部威胁（逆模因）的警惕部分转化为对身边‘可能被污染者’或‘潜在威胁者’的怀疑。”
孙鹏飞从群体心理角度分析：“这很可能触发了他们内战创伤后的‘群体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对‘分裂’和‘内部破坏’有着刻骨铭心的恐惧。当我们不断强调‘要警惕认知病毒’、‘要维护自主性’，这些本意良好的提醒，可能无意中激活并放大了他们深层的群体性焦虑。他们将抽象的‘认知病毒’概念，具体化、人格化为身边任何‘不同’或‘异常’的个体，并通过对这些‘内鬼’的清除行动，来宣泄焦虑、获得控制感和群体认同。”
林奉超从制度设计角度反思：“我们帮助建立的社区连接网络和公民监督机制，在缺乏强有力的法治框架、公民理性对话传统和宽容文化缓冲的情况下，确实容易被民粹情绪和集体恐慌所劫持，变成高效的迫害工具。透明的另一面可能是赤裸的舆论审判，连接的背面可能是无孔不入的监视。”
付书云忧心忡忡：“这就像给免疫系统脆弱的人注射了过强效的疫苗，或者免疫抑制剂使用不当，引发了严重的自身免疫疾病。我们低估了‘社会免疫’干预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
（三）危暐的“遗产”：分裂与猜忌的永恒种子
团队的讨论再次回归危暐，思考他是否预见过这种“防御转向自身”的可能性。他们重新审视危暐留下的关于“控制”和“分化”的论述。
在一份关于“如何应对内部瓦解风险”的笔记中，危暐写道：
“最坚固的堡垒从内部攻破。防止内部瓦解，不是靠更高的墙，而是靠让墙内的人彼此猜忌、忙于自证清白。要让他们相信，最大的危险不是墙外的敌人，而是身边那个可能被敌人‘感染’或本来就‘不纯’的同伴。当他们忙于内斗、净化自身时，就没有余力和心思来审视高墙本身，甚至会更依赖高墙的庇护。分裂他们，让他们恐惧彼此，他们就会更紧地抓住你——唯一那个似乎能提供秩序和‘纯洁’定义的人。”
另一段录音中，危暐对心腹说：
“别怕有人骂我们残忍。残忍是表象。真正的艺术是制造一种氛围，让残忍看起来像‘必要之恶’，像‘清理垃圾’，甚至像‘神圣责任’。让人们觉得自己在参与一项伟大的净化事业，他们就会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视而不见，甚至从中获得扭曲的崇高感。”
看到这里，陶成文缓缓道：“危暐深知人性中这种将‘外部威胁内化’、通过攻击‘内部他者’来宣泄恐惧、寻求纯洁与归属的倾向。他利用这一点来控制他的犯罪王国。而我们，在试图帮助文明建立‘社会免疫’时，可能无意中在有些地方，为这种危险倾向的爆发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和组织工具——‘认知病毒’、‘社会免疫’这些概念本身，如果被恐惧和偏执所驾驭，就会变成新的猎巫旗帜。”
魏超点头：“所以，危暐留下的最阴险‘遗产’之一，或许就是这种将分裂、猜忌、内部迫害‘合理化’甚至‘崇高化’的思维范式。它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复活。在KK园区，它为犯罪统治服务；在‘锻火族’，它可能被扭曲的集体创伤和防御意识所驱动，披上了‘自我保护’和‘社会净化’的外衣。”
（四）紧急干预：在风暴眼中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