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扫六合，统一天下后，在天文领域首要之举便是规整制度、统一历法，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国历法并行、时序不一的局面。秦始皇承袭周制却有革新，设太史令为天文历法核心职官，总揽全国星象观测、历法编订与祥瑞灾异解读之事，将天文与王权紧密绑定，以统一历法彰显大一统王朝的正统性，其颁行的《颛顼历》虽沿用古历框架，却经官方精准校准，更适配全国范围内的农事生产与社会生活，成为维系民生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纽带。秦代虽国祚短暂，却极为重视天文观测的连续性，在咸阳设立专门观星台，安排专职吏员昼夜值守，详实记录日月星辰异动、行星运行轨迹，即便逢战事与徭役繁兴，天文观测亦未曾中断，那些留存的简牍记载，虽多散佚，却足以见其观测的严谨性，同时秦代将天文礼制进一步固化，祭天、祭日、祭月等大典皆依星象与时序而定，以天地秩序佐证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让天文崇拜彻底融入王朝礼仪体系。
两汉承接秦制，又在天文领域开疆拓土，成就斐然，堪称华夏天文发展的黄金纪元。西汉初年，虽百废待兴，却依旧承袭太史令制度，重视历法修订与天文观测，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更是以官方之力推动天文革新，下诏广征天下天文贤才，举贤良方正之士共议历法修订，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方主导的历法改革。落下闳、邓平等学者应召而来，凭借精湛学识创制新历，通过长期实测校准数据，最终编订《太初历》，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且系统的成文历法，首次将二十四节气完整纳入历法体系，精准匹配朔望月与回归年的周期差，以置闰法调和阴阳历矛盾，让历法既能贴合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又能精准指导农耕时序，此后虽经微调，其核心框架沿用千年，影响深远。为支撑精准观测，汉代学者倾力研发天文仪器，落下闳创制浑仪，以铜铸构件模拟天体方位，可精准测量恒星、行星的赤经赤纬，为星象观测提供了核心工具；东汉张衡更是将天文仪器创制推向巅峰，先后打造浑象仪与候风地动仪，前者以水力驱动，能自动模拟日月星辰的周天运行，将天体运动直观呈现于世人眼前，后者虽以测报地震为主，却暗含对天地能量波动的精准感知，其《浑仪图注》更是详尽阐释了仪器原理与观测方法，让天文观测从肉眼估量转向精准仪器测量。
在理论构建上，两汉学者跳出传统宇宙观的桎梏，实现了突破性思辨。张衡在《灵宪》中系统阐述了浑天说核心思想，提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的宇宙模型，虽未完全契合现代宇宙认知，却相较于盖天说更贴合天体运行实际，更精准阐释了日月食的成因，认为月食是“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这一论断与现代天文学的月食原理高度吻合，彰显了超前的科学认知；他更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无限论，打破了此前对宇宙边界的狭隘猜想，将华夏对宇宙的认知提升至全新哲学高度。除官方学者外，民间天文研习之风亦盛，诸多隐士、学者潜心观星着述，或补充官方观测之缺，或深化理论认知，部分学者更将天文与数学深度结合，以精准演算推导天体运行轨迹，让天文研究愈发具科学性。同时，两汉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天文观测体系，太史令下辖专职观测吏员，在长安、洛阳等都城设立大型观星台，实现全天候、常态化观测，对日月食、彗星过境、新星爆发等特殊天象的记录愈发详实，不仅标注发生时辰、方位，更详细描述其形态变化与持续时长，《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中留存的诸多记载，成为后世研究古代天象的珍贵史料，其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更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记录，比西方相关记载早千余年。
天文认知的深化，亦全方位渗透于两汉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礼制、民生、学术、文学深度交融。在礼制层面，两汉帝王以“天子祭天”为核心礼仪，每逢冬至等重要节气，帝王亲赴泰畤祭天，以呼应天体运行时序，彰显“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天文官则通过观测星象预判国运、解读灾祥，虽杂有天命附会色彩，却也让天文观测成为王朝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生层面，历法的精准化让农事生产有了明确遵循，百姓依二十四节气安排耕织，从惊蛰犁地、芒种播种到霜降收储，皆循天时而动，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天文养生思想亦在此时趋于成熟，诸多医家与学者提出“顺天时、合阴阳”的养生理念，认为人体气血运行与日月星辰流转、四季阴阳消长同频，主张依月相盈亏调摄作息，顺节气变化调养脏腑，《黄帝内经》中便多有将天体运动与人体健康相关联的论述，为中医养生体系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在玄学领域，占星之学愈发系统，官方与民间皆以行星移位、彗星出没、星象明暗等天象，推演人事祸福、年岁丰歉，虽多封建迷信成分，却也侧面反映了先民对天体规律的细致洞察；上古流传的天体神话经两汉文人整理润色，愈发鲜活系统，羲和驭日、望舒御月、嫦娥奔月等传说深入人心，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文学领域，天文意象更是成为文人墨客寄情抒怀、托物言志的核心素材，催生出无数经典篇章。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以“天梁之宫，实开高廓，北望崤山，南临渭川，左江右湖，其乐无央”铺陈天地壮阔，以天象衬山河盛景；张衡本人亦是文学巨匠，其《二京赋》以恢弘笔触描摹天地万象，将天文认知融入辞赋创作，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东汉末年的曹操，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以简洁笔墨勾勒天象之景，暗含世事飘零之叹，成为千古名句。诸子散文、汉赋、乐府诗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象意象随处可见，或用以营造意境，或用以喻指事理，或用以抒发情感，既丰富了文学表达的内涵，又让天文认知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文化传承，为后世诗词歌赋、话本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两汉时期的天文研究更具开放包容之势，虽以本土认知为核心，却也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开展零星天文交流，西域的天文观测经验与器具制作技艺传入中原，中原的历法与天文典籍亦向外传播，在文明互鉴中推动了双方天文认知的提升。这种大一统格局下的官方主导、多元参与、兼收并蓄，让两汉成为华夏天文发展的里程碑时代，其留存的仪器、典籍与理论成果，不仅为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核心遵循，更以领先世界的诸多成就，彰显了华夏文明在探索宇宙奥秘道路上的执着与智慧，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贵财富。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合交替、战乱频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格局瓦解，昔日官方主导的天文体系虽受冲击却未曾断绝，反而在政权分立、人才流转、文化交融的浪潮中，走出了一条多元延续与局部突破并行的道路。各方政权皆将天文观测与历法修订视作立国正统的象征，即便烽火连天，观星台依旧运转不辍，专职天文官坚守其职，民间学者亦于颠沛流离中潜心研学，更有南北文化、胡汉文明的碰撞交融，为天文认知注入新的活力，让华夏对天体运动的探索，在乱世中薪火相传、守正出新，在仪器改良、历法精修、宇宙思辨等方面皆有独到建树，延续着华夏天文的璀璨脉络。
三国鼎立之时，魏蜀吴三方皆承汉制设立天文职官，以修历观星彰显政权合法性。曹魏地处中原，承袭两汉天文旧藏与人才，成为当时天文研究的核心阵地，太史令等职官体系完备，不仅延续常态化星象观测，更着力修订历法，杨伟主持编订《景初历》，精准测算近点月、交点月的长度，优化置闰之法，其精度较《太初历》大幅提升，被曹魏颁行天下，后为西晋沿用；同时，曹魏学者对浑仪等观测仪器加以改良，简化操作流程，提升观测精准度，对日月食的预判愈发准确，留存的天象记录详实完备，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依据。蜀地虽偏安西南，却也重视天文之用，诸葛亮治蜀时，既依历法规整农时以强民生，亦以星象占测辅助军政决策，虽存玄学附会，却也可见天文认知与实务的深度结合；蜀汉学者多承袭两汉旧学，潜心整理前人天文典籍，严防战乱散佚。东吴据有江南，除常规观测外，更注重对南方星空的细致观测，补充了中原对南天星宿记载的不足，其学者对潮汐与日月运行的关联亦有初探，发现潮汐涨落与月相盈亏同步，虽未探明深层机理，却为后世海洋天文研究埋下伏笔，同时东吴造船业发达，航行中对星辰定向的实操经验不断积累，让天文实用价值在航海领域得以延伸。三方政权虽彼此征伐，却在天文领域暗相参照，历法优劣、观测精度皆成政权文治的比拼，间接推动了各支脉研究的精进。
两晋之时，天下短暂一统，随即又陷入动荡，天文研究在承续曹魏成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同时伴随玄学兴起，天文思辨与哲学探索深度交织。西晋立国后，沿用《景初历》却多有微调，官方天文机构重拾两汉规模，在洛阳重建观星台，持续开展日月星辰观测，对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等特殊天象的记录愈发细致，《晋书·天文志》便汇总了西晋及此前的大量天象资料，分类详尽、记载精准，成为古代天文志的典范之作。东晋偏安江南，虽国力衰微，却未曾荒废天文，将观星台设于建康，延续观测传统，学者们在整理中原南迁的天文典籍之余，结合南方气候与星象特点，优化观测方法，同时因避乱南下的北方天文人才与江南本土学者汇聚，形成了新的研学群体，彼此交流互补，让天文知识得以完整传承。这一时期玄学盛行，文人学者多以清谈论道，却也常将宇宙思辨与天文认知相结合，跳出“天人感应”的传统桎梏，以更超脱的视角探讨天地运行，对浑天说、盖天说的争论愈发深入，部分学者提出折衷观点，试图融合两派理论阐释宇宙形态，虽未形成新的主流宇宙模型，却推动了认知的多元发展；同时，文人笔下的天文意象愈发丰富，诗赋中常以日月星辰喻世事浮沉、人生际遇，既有对天地浩瀚的慨叹，亦有对星象规律的思索，让天文与文学的交融更显深刻。
南北朝对峙阶段，南北双方虽隔江相峙，天文研究却各有侧重、互有成就，更因民族交融带来文化新质，让天文发展呈现出别样风貌。北朝政权虽多为少数民族建立，却对汉地天文体系极为推崇，积极吸纳汉族天文人才，承袭汉晋天文制度，设立太史局、司天台等专职机构，不仅延续精准观测，更着力于仪器创制与历法革新，北魏天文学家晁崇改良浑仪，增设辅助观测部件，可更精准捕捉行星运行轨迹；北齐张子信避乱隐居海岛，潜心观测三十余年，以长期实测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五星运行的迟疾变化，更精准探明了日月食的发生规律，其发现打破了此前天体匀速运行的固有认知，为后世历法精准化提供了关键依据，堪称南北朝天文最大突破。北朝学者更注重天文实证，摒弃部分虚浮的玄学附会，以实测数据修正旧有理论，让天文研究重归务实之路，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中对天地星辰的原始崇拜与汉地天文体系相融，丰富了天文礼制的内涵，祭天、祭星等仪式更添多元色彩。
南朝政权则延续东晋文脉，以典籍整理、理论思辨见长，历代皆重视历法修订，以彰显正统，何承天编撰《元嘉历》，首次尝试以定朔法替代平朔法，虽因测算精度不足未被全面推行，却为后世历法改革指明了方向；祖冲之更是南朝天文的集大成者，其治学兼具文理，既精于数学演算，又深耕天文观测，在精准测算回归年、朔望月长度的基础上，编订《大明历》，将岁差现象正式纳入历法计算，极大提升了历法的精准度，打破了此前历法沿用千年的固定框架，其测算的回归年长度与现代实测值仅差数十秒，精度冠绝当时；祖冲之还改良了圭表、浑仪等观测工具，通过精准测量日影长度校准节气，其研究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影响深远。南朝学者对宇宙模型的探讨亦持续深入，祖暅承其父志，进一步阐释浑天说，补充完善相关理论，驳斥盖天说的不合理之处，同时结合数学知识推演天体运行轨迹，让天文研究更具逻辑性；民间天文研学之风盛行，诸多隐士避居山林，自制简易观测工具观星着述，虽多为私人撰述，却补充了官方研究的不足，部分着作更将天文与养生、农学相结合，让天文知识进一步下沉民间。
这一时期，战乱虽导致官方天文典籍散佚，却也推动了人才流动与文化交融，北方学者南下、南方学者北迁，让天文知识跨地域传播，胡汉文明的碰撞更让天文礼制、观测视角得以拓展；同时，与西域的交流未曾断绝，西域天文知识与观测技法持续传入中原，中原历法与天文着作亦向外传播，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共同提升。虽政权更迭频繁，却无人敢轻废天文之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者，皆以观星究天为要务，既以历法维系统治、指导民生，又以思辨探寻宇宙奥秘，更将天文意象融入诗词歌赋、志怪小说，彼时志怪典籍中多有以星象喻吉凶、以天体异象叙奇事的篇章，既存时代印记，亦为文学发展注入素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天文研究，于乱世中守正，于变局中出新，不仅完整承袭了两汉以来的天文成果，更以诸多突破性发现与改良，为隋唐大一统时代天文的再度鼎盛铺平了道路，让华夏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因山河破碎而停歇。
而在隋唐之际，天下重归一统，盛世气象初显，此前乱世中分散各处的天文人才与研究成果得以汇聚整合，中央集权的强力支撑为天文事业注入全新活力，让华夏对天体运动的认知与实践，迎来了继两汉之后又一个黄金鼎盛期。官方主导的天文体系愈发完备精密，仪器创制推陈出新，历法修订精准卓绝，实测研究范围空前拓展，更兼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推动中外天文文明深度互鉴，让这一时期的天文研究兼具传承性与开创性，既筑牢了传统天文体系的根基，又以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将华夏天文学推向新的高峰，其影响深植于礼制、民生、学术与文化的方方面面。
隋代立国虽短，却以雷霆手段完成了天文领域的统一与革新，为唐代天文勃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后，即刻重整天文建制，设立太史监为核心天文机构，广征天下天文贤才，将南北乱世中留存的天文典籍、观测仪器尽数收归中央，组织专人整理校勘，弥合了此前南北天文研究的差异，实现了天文数据与理论的归一。隋代着力革除旧历弊端，刘焯耗费心血编撰《皇极历》，首次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与岁差现象结合演算，采用定朔法安排历日，精准测算日月食发生时刻，其历法精度远超此前诸历，虽因守旧势力阻挠未得颁行，却为后世历法修订提供了核心范式；同时，隋代学者对浑仪等传统观测仪器加以全面改良，优化构件精度，简化操作流程，让天体方位的测量更为便捷精准，都城大兴城内修建的观星台规模宏大，配备专职观测吏员轮值值守，实现全天候、高精度的常态化观测，对恒星方位、行星轨迹、特殊天象的记录详尽完备，为后续研究留存了珍贵数据。此外，隋代打通南北水运，疆域空前统一，让天文观测得以突破地域局限，北方星象的长期监测与南方星空的补充核验同步推进，完善了全天星象的记载体系，更将天文历法颁行全国，以统一时序强化中央集权，让天文与王朝统治的绑定更为紧密。
及至李唐立国，承隋制而大进，将天文研究推向极致繁荣，建立起中国古代最为系统完备的天文职官与研究体系。唐代初期便改太史监为太史局，后又升级为司天台，层级分明、分工细致，下设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等诸多职官，分别执掌观测星象、推演历法、测报时辰等要务，更吸纳数学、历法、仪器制造等各类人才，形成多学科协同研治的格局，甚至允许学子通过研习天文入仕，极大激发了天文研究的活力。官方对天文仪器的创制尤为重视，先后打造多台精密仪器，李淳风改良浑仪，增设黄道环、赤道环与白道环，可精准观测日月五星在不同天球轨道的运行轨迹，解决了此前仪器难以兼顾多轨道观测的难题，其编撰的《法象志》详细记载仪器原理与观测方法，成为古代天文仪器着作的典范；一行和尚主持创制水运浑天仪，以水力驱动，集观测、计时、报时功能于一体，仪器运转可自动契合天体运行节律，兼具实用性与科学性，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
在历法修订与实测研究上，唐代成就更是冠绝古今。李淳风编撰《麟德历》，沿用定朔法并加以优化，简化演算流程，精准适配农时与民生，被颁行天下沿用六十余年，其精准度广受认可；开元年间，一行和尚奉玄宗之命主持全国性大规模天文实测，这是中国古代史上范围最广、精度最高的一次天文实测，在全国十三处设立观测点，同步测量日影长度、北极高度与昼夜时长，不仅精准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首次以实证数据印证了地球呈球形的猜想，更校准了历代历法中的诸多偏差，为新历编撰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一行编撰《大衍历》，体例严谨、数据精准，将太阳视运动、月亮运行、五星轨迹的测算推向新高度，其历法结构与演算逻辑极为科学，成为后世历法编订的范本，影响宋、元诸历数百年。唐代对特殊天象的观测与记录亦达到新水准，《新唐书·天文志》《旧唐书·天文志》中，对彗星、新星、太阳黑子、日月食等天象的记载，在时辰、方位、形态变化上详尽无遗，其中关于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相较于前代更为精准完整，为世界天文学研究留存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开放包容的时代风气，让唐代天文研究打破地域壁垒，迎来空前的中外文明互鉴。丝绸之路空前繁盛，西域诸国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与研究成果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印度的天文典籍《九执历》被译介传入，其独特的测算方法为唐代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部分测算技巧被吸纳融入《大衍历》之中；波斯的天文观测经验与计时仪器亦传入长安，丰富了唐代天文仪器的门类。同时，唐代的天文成就亦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麟德历》《大衍历》远传至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诸国，成为当地历法修订的重要依据，中原的浑仪、圭表等仪器制作技艺亦向外输出，推动了周边国家天文事业的发展。官方还吸纳西域、印度的天文人才入朝任职，与中原学者同台研治，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唐代天文研究跳出传统框架，实现了更为多元的突破。
天文认知的深化，同样深度浸润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入时代的血脉之中。礼制层面，唐代帝王将祭天、祭日等天文礼仪推向极致，长安城修建的圜丘、天坛等祭祀场所，严格依循天体方位与历法时序而建，每逢重大祭祀大典，帝王亲自主持，以呼应天地秩序，彰显君权天授的正统性，司天台官员需提前观测星象，择定吉时良辰，让天文礼仪成为王朝典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民生层面，精准的历法让农耕生产更为有序，二十四节气与农时的对应愈发精准，百姓依历而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皆有章可循，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天文养生思想在唐代更为成熟，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明确提出“顺四时五行，适寒温燥湿”的养生理念，将日月流转、节气变化与人体调养紧密结合，主张依天象调整作息、饮食与情志，让天文养生融入民间日用。
在文学领域，天文意象更是成为唐代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催生出无数千古绝唱。唐诗之中，日月星辰、银河浩渺等天象随处可见，或勾勒壮阔意境，或寄寓人生情怀，或喻指世事变迁。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银河喻瀑布，尽显雄奇浪漫；杜甫“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以星河摇曳衬战乱悲戚，意境苍凉雄浑；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月景衬山林清幽，尽显闲适淡然；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日月意象寄寓怅惘情思，意蕴悠长。从边塞诗的雄浑天象到田园诗的清雅月景，从咏史诗的星象抒怀到闺怨诗的月色寄情，天文意象让唐诗的意境更为开阔、情感更为深沉，而文人墨客在诗词中对天象的细腻描摹，亦让天文认知以更鲜活的方式流传民间。此外，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亦多有以星象定命运、以天象叙奇事的篇章，将天文神话与世俗故事相融，丰富了文学体裁的内涵，为后世话本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隋唐之际的天文研究，以大一统为根基，以创新为核心，以开放为底色，在仪器创制、历法修订、实测研究、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划时代成就，不仅完整传承了华夏数千年的天文智慧，更以诸多突破性贡献，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积淀的典籍、仪器与理论成果，为宋、元时期天文研究的再度飞跃提供了丰厚滋养，而其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研究精神，更成为华夏文明探索宇宙道路上的宝贵财富，代代相传。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四方割据、政权迭兴，战火燃遍中原大地，此前隋唐大一统时代构筑的精密天文体系遭受重创，官署废弛、典籍散佚、仪器损毁，昔日司天台的繁盛光景不复存在，但天文作为王朝正统象征与民生刚需的核心价值从未被遗忘。各方割据政权即便偏安一隅、兵戈不休，仍执意承袭旧制设立天文职官，以观星修历彰显政权合法性，乱世之中的文人学者与天文吏员怀揣着薪火相传的执念，于颠沛流离中护持典籍、坚守观测，在政权更迭的缝隙里艰难延续天文脉络，更在因地制宜的探索中实现局部精进，让华夏天文研究于乱世飘摇中未致断绝，为两宋天文的复兴留存了珍贵火种。
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却皆以中原正统自居，对天文之事不敢轻慢。后梁代唐之初，便仓促承袭唐制设立司天台，收拢唐代遗留的天文残吏与散佚典籍，在汴梁草草搭建观星台，维持基本的星象观测与历书颁行；后唐灭梁后，着力恢复唐代天文旧制，召回散落各地的天文人才，修缮残存观测仪器，对唐代《大衍历》略加修订后颁行天下，力求以精准历法收拢民心，其对日月食、彗星等特殊天象的记录依旧保持着严谨性，留存于史书中的记载，成为衔接唐与宋的重要天文史料。后晋、后汉、后周虽国祚短暂，却一脉相承延续天文建制，即便国库空虚、战事吃紧，也必拨专款维系观星台运转，司天台官吏昼夜值守，详实记录天体运行轨迹，其中后周世宗柴荣颇具远见，深知天文历法对民生与统治的重要性，不仅下令搜求天下散佚天文典籍，更征召民间天文能人入朝修历，对旧历偏差加以修正，同时着手改良简易观测仪器，为北宋天文体系的重建埋下伏笔。五代诸朝虽割据一方、互相攻伐，却在天文领域形成了隐性的传承脉络，每一次政权更迭，天文吏员与核心典籍多能被新朝吸纳，让核心知识体系得以延续，未曾出现断层。
十国政权虽地处边陲或江南，偏安一方却也各有建树，依自身疆域特点走出了差异化的天文发展路径。南唐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国力相对稳固，对天文研究尤为重视，仿照唐制设立太史局，广纳中原避乱的天文人才，在金陵修建规制完备的观星台，既延续中原传统观测范式，又侧重对南方星空的细致观测，补充了中原对南天星宿记载的疏漏，其编撰的《南唐历》在承袭《大衍历》基础上，结合江南气候与农时节气特点加以优化，更适配南方农耕生产，同时南唐文人辈出，诸多学者兼通天文与文学，将观星所得融入诗词文赋，让天文知识以文雅之态在江南传播。西蜀地势险要、相对安定，成为中原天文人才避乱的重要之地，当地政权收拢贤才，着力整理唐代天文典籍，将散佚的仪器图纸复刻还原，打造简易浑仪与圭表，维持常态化观测，其对行星运行轨迹的记录尤为详实，更将天文与蜀地本土民俗相融，让祭星、迎日等礼仪兼具中原规制与地方特色。此外，吴越、楚、闽等割据政权，虽国力有限，亦皆设立专职吏员执掌天文，以简易工具观测星象、校准节气，确保农时有序，即便历书多沿用中原旧本，也会根据本地物候略作调整，让天文知识深度贴合地方民生。
乱世之中，民间天文研习之风意外兴起，成为官方体系的重要补充。中原战火纷飞，诸多官方天文吏员流落民间，或隐居山林，或依附乡绅，以私人授徒的方式传承天文知识，将观星之法、历法演算、仪器制作技艺传于后人；部分寒门学者为谋生计，潜心研学天文历法，自制圭表、仰仪等简易观测工具，于山野之间坚持观星，虽多为私人撰述，却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实测数据，部分学者更跳出官方正统理论的桎梏，以务实视角探讨天体运行规律，对旧历偏差提出独到修正见解。同时，天文知识在民间的下沉，让其与民生关联更为紧密，民间学者将天文历法与农事、节气、养生深度结合，编撰通俗易懂的简易历书、农谚口诀，在百姓间口口相传，诸如依星象辨方向、按节气定耕播的实用技巧，成为乱世中百姓维系生计的重要依托，而天文与玄学的交融在民间更为普遍，寻常百姓婚嫁、丧葬、建房多会参照星象择吉，虽杂有迷信色彩，却也从侧面推动了天文知识的民间普及。
这一时期，因战乱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也推动了天文知识的跨地域传播。中原士族与天文人才南下江南、西入巴蜀，将北方传统天文体系带入南方，与南方本土观测经验相融，弥补了此前南北天文研究的地域差异；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的交锋互动，亦让草原民族对天地星辰的原始认知与中原传统天文体系相互碰撞，部分游牧民族的观星定向技巧、特殊天象解读方式传入中原，为中原天文研究注入新的视角。虽观测仪器多有损毁、理论研究难有大的突破，但乱世中形成的多元传承模式，让天文知识不再局限于官方庙堂，开始向民间、向地域延伸，形成了更为广泛的传承根基。
文学领域中，天文意象也染上了乱世的苍凉底色，成为文人寄寓家国情怀、慨叹世事浮沉的载体。五代十国的诗词多以冷月、残星、寒夜天象入题，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乱世飘零之态，南唐后主李煜笔下“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以残月喻孤寂，道尽国破家亡的悲戚；吴越文人的诗作中，常以星辰喻故土之思，借天象抒流离之感，意境悲怆。而民间话本、传奇之中，亦多以星象异动暗喻政权更迭，以星宿降世附会英雄人物，将天文认知与乱世故事相融，既丰富了文学表达，也让天文知识在民间故事的流传中得以延续。
五代十国的百年战乱，虽让华夏天文研究陷入停滞，却未曾使其断绝。各方政权的坚守、文人学者的护持、民间力量的补充，让核心的观测方法、历法体系、理论脉络得以完整留存，那些在乱世中积累的实测数据、改良的简易仪器、形成的地域观测经验，更为两宋大一统时代天文研究的全面复兴与突破，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这份于飘摇中坚守、于困顿中传承的执着，正是华夏天文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交锋，文化交融碰撞达到新的高度，天文研究也随之走出了多元互鉴、精研深耕的独特路径。两宋偏安却重文兴教，将天文研究推向精细化、实证化的极致；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慕汉制而兴天文，在传承中融入本民族特色；元代大一统后汇聚四方贤才，实现了天文领域的集大成式突破，各政权虽割据对峙却互有参照，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彼此吸纳，让这一时期的天文事业在纷争与交融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仪器创制登峰造极，历法修订精准绝伦，实测研究范围空前，为华夏天文学续写了辉煌篇章。
两宋立国，虽疆域受限、边患不断，却对天文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视作文治兴盛的核心标志，建立起层级严密、分工细致的天文官制，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各司其职，甚至设立双重观测机构相互校验，严防观测偏差，形成了以实证为核心的研究传统。宋代学者摒弃了部分天人感应的玄学附会，以务实精神深耕观测与演算，天文仪器的创制更是达到古代巅峰水准。苏颂主持创制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计时、报时、模拟天体运行于一体，结构精巧、功能完备，其首创的擒纵机构堪称世界钟表史的先驱，让天文观测实现了精准化与自动化；沈括改良浑仪，去除冗余环带，简化观测流程，大幅提升了恒星方位测量精度，他在《梦溪笔谈》中详尽记载了天体视运动不均匀性、日月食成因、陨石成分等诸多见解，兼具科学性与前瞻性，其中对磁偏角的发现，更是领先世界数百年。在历法修订上，两宋更是精益求精，历代帝王皆重视改历之事，杨忠辅编撰《统天历》，所测回归年长度与现代公历完全一致，精度冠绝古今，打破了传统历法的固有框架；同时，宋代学者持续开展天文实测，在全国多地设立观测点，对全天星象进行系统测绘，留存的星图、星表详尽完备，《天文图》碑刻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星图，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依据。两宋文人多通天文，天文意象在宋词、散文、话本中随处可见，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明月寄相思，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以天地壮阔抒壮志，天文与文学的交融更显雅致，而民间天文研习之风盛行，各类通俗历书、天文读本广为流传，让天文知识进一步下沉民间，与农事、养生、民俗深度绑定。
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崛起于边陲，却深知天文历法对维系统治、指导民生的重要性，在吸纳中原天文体系核心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本民族文化特色，走出了独具一格的天文发展之路。辽代立国后，仿唐宋制设立司天监，招揽汉族天文人才，承袭中原历法并略加修订，以颁行历书彰显正统，同时结合草原游牧生活需求，侧重观测星辰以定方位、辨时节，弥补了中原历法在草原地区的适配短板，其对北方星空的观测记录尤为详实，补充了中原天文记载的不足。西夏政权虽疆域狭小，却对天文研究极为用心，设立专门的天文机构，翻译中原天文典籍为西夏文，便于本土研习，同时打造适配沙漠、绿洲地形的简易观测仪器，将天文观测与绿洲农耕、游牧迁徙相结合，制定出兼具中原规制与本土特色的历法，西夏文碑刻与文书中留存的星象记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天文史的珍贵史料。金代灭辽伐宋后，收纳大量宋辽天文人才与仪器典籍，在中都修建大型观星台，全面承袭宋辽天文体系，更着力修订历法，耶律履主持编撰《大明历》，吸纳宋代历法精华，优化测算方法，精准度大幅提升，同时金代学者注重天文实证，摒弃虚浮之说，对日月食、彗星等天象的观测记录精准详尽，为元代历法修订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金代还将天文礼仪与本民族祭祀传统相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天文礼制文化。
元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此前各政权的地域壁垒，汇聚两宋、辽夏金四方天文贤才，整合历代天文成果，实现了华夏天文研究的集大成式飞跃，将传统天文学推向最后的巅峰。元代设立太史院，以郭守敬为太史令，总领全国天文研究，其天文团队囊括汉、蒙、回、西域等多民族学者，形成了多元协同的研究格局。为编撰精准历法，郭守敬主导了空前规模的全国天文实测，在全国二十七处设立观测点，北至北极圈附近，南至南海诸岛，实测范围横跨万里，精准测算出北极高度、日影长度、昼夜时长等核心数据，为历法修订提供了最坚实的实证支撑。在仪器创制上，郭守敬更是推陈出新，一生研制天文仪器二十余种，简仪简化了浑仪结构，精度远超前代，仰仪可直观观测日月食全过程，高表、景符大幅提升日影测量精度，这些仪器兼具实用性与创新性，代表了当时世界天文仪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撰《授时历》，彻底废除沿用千年的上元积年法，以实测数据为核心，精准测算回归年与朔望月长度，其精度与现代公历无异，却比西方公历早颁行三百年，成为中国古代最精准、使用最久的历法之一，通行后世三百六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