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不休，却也催生了图册标注学在分裂与融合中曲折生长的独特轨迹。这一时期的图册标注，既因乱世的军事需求而愈发注重实用性与精准度，又因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而打破地域壁垒，衍生出多元的风格与内涵。
三国鼎立之势初成，魏、蜀、吴三方皆将舆图标注视为争霸的核心要务。曹魏占据中原腹地，设“司空掾属”专司测绘，其绘制的《九州郡县图》，不仅标注了各州郡的疆界、城邑，更以朱笔圈注屯田区、粮秣库与兵屯要塞，为曹操经略北方提供了详实的战略参考；蜀汉偏安西南，诸葛亮为平定南中、北伐中原，亲自督造《蜀道图》与《南中蛮夷图》，图中以细致的符号标注栈道险隘、河谷渡口，甚至注明了不同部族的聚居地与归附情况，成为其运筹帷幄的重要依据；东吴坐拥江东水乡，更重视水域图册的标注，《江防图》《水师营寨图》上，清晰标注了长江沿线的烽火台、水寨位置与舰船停泊港湾，连潮汐规律都有简要注记，支撑着东吴水师的防御与征伐。
及至两晋，短暂的统一为图册标注的整合创造了条件。西晋朝廷组织学者校订前代舆图，编纂《太康地舆图》，首次尝试将三国时期各据一方的图册进行统一规范，调整符号体例，修正疆域误差，试图以标准化的标注重塑大一统的地理认知。然而好景不长，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大量中原士族裹挟着典籍图册南迁，原本植根于北方的标注传统与江南的水乡地理特点相互碰撞，催生出新的图册风格——南方图册中，河流、湖泊的标注比例大幅增加，湿地、圩田等特殊地貌也有了专属符号，与北方以平原、关隘为核心的标注体系形成鲜明对比。
南北朝对峙阶段，民族交融的浪潮为图册标注注入了新的血液。北朝的鲜卑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吸纳汉地的图册标注技术，同时将游牧民族对草原、山川的认知融入其中，其绘制的《漠南牧地图》，不仅标注了草场分布、水源位置，更详细记录了不同季节的迁徙路线，打破了传统汉地图册重农耕轻游牧的局限；南朝则延续了东晋的标注传统，更注重文化与人文景观的标注，《建康都城图》上，除了宫城、官署、坊市，连佛寺、园林、文人雅集的亭台都有清晰注记，让图册承载了更多的文化记忆。
这一时期，图册标注的载体也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缣帛、木牍，纸张的应用愈发广泛，民间的图册抄本开始流传；部分军事图册甚至被刻于石板之上，藏于隐秘的军府之中，以防战火损毁。而随着佛道两教的兴盛，宗教图册也应运而生，《名山寺观图》《洞天福地图》上，标注着寺观的位置、石窟的形制与宗教圣地的范围，将图册标注的领域从世俗的军政民生，拓展到了精神信仰的层面。
乱世的动荡虽让官方图册的编纂时断时续，却也让图册标注的技术与理念在不同政权、不同民族之间流转碰撞。这种在分裂中孕育的多元性，为隋唐大一统时代图册标注学的鼎盛，埋下了充满活力的伏笔。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气象，为图册标注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不仅催生了对图册标注的巨大需求，更推动其在体例、精度、应用范围上实现了全方位的革新与突破。
隋代立国之初，便以“廓清寰宇，厘定疆土”为己任，文帝杨坚诏令各州府测绘疆域图籍，汇于尚书省兵部，由专人校订编纂成《大隋诸州图经集》。这部图籍一改前朝图册的简略之风，以“图”“经”结合的体例，既绘出各州的山川形胜、城邑关隘，又附以详细的文字注记，标注出各地的人口户数、物产丰瘠、风俗民情，堪称一部集地理、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图册。隋炀帝时期，为经略江南、开凿大运河，更组织专人绘制《运河图》，图中以精准的比例标注运河的走向、河道宽度、水闸位置，以及沿线的粮仓、驿站、码头，每一处标注都与工程实践紧密相连，成为大运河顺利开凿的关键技术支撑。
及至唐代，国力强盛，疆域东至安东，西达安西，北抵单于府，南至日南，图册标注学的发展更是登峰造极。朝廷设立“职方郎中”一职，专司掌管天下舆图，规定各州府每三年上报一次疆域图籍，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图册更新机制。唐太宗时期，宰相李积主持编纂《贞观十道图》，首次以“道”为行政区划单位标注疆域，图中以不同颜色区分十道边界，用朱红标注军事重镇，墨书标注州府治所，符号规范统一，体例严谨清晰，成为唐代疆域图册的范本。而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图册成就，当属贾耽编纂的《海内华夷图》——这幅图纵三丈、横三丈三尺，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尺绘制，不仅精准标注了唐朝本土的山川、城邑、交通，更以虚线标注出域外诸国的方位、疆域，甚至记录了丝绸之路沿线的部族与城邦，其标注之详尽、范围之广阔，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除了疆域舆图，唐代的专业图册标注也百花齐放。农业领域，官方编纂的《耒耜经图》，详细标注了曲辕犁等新式农具的结构、尺寸与使用方法，推动了农耕技术的普及；医学领域，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附有《本草图》，以写实的笔法绘制药材形态，旁注产地、性味、炮制方法，成为中医药学的经典图文范本；城市规划领域，长安城的营建图纸，更是将标注精度推向极致，图中不仅标注了宫城、皇城、坊市的精确位置与尺寸，连街道的宽度、城门的朝向、排水系统的走向都有明确注记，见证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规划智慧。
尤为重要的是，唐代造纸术的精进与印刷术的萌芽，让图册标注的成果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官方图册藏于秘阁，民间则可通过抄录、翻印获取各类实用图册，从军事将领的行军图，到文人雅士的游历图，再到市井百姓的商旅图，图册标注已然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隋唐两代，图册标注学不再仅仅是王朝统治的工具，更成为记录盛世文明、传承科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严谨的体例、精准的标注、丰富的内涵，不仅支撑了大一统帝国的治理，更为后世宋元时期图册标注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图册标注学的发展虽失去了隋唐盛世的宏阔气象，却在乱世的夹缝中，延续着实用主义的命脉，更因政权割据与疆域碎片化，催生出极具针对性的标注特色。
这一时期，各方藩镇与小国皆将舆图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谁掌控了精准的疆域图、关隘图、粮草图，谁便握有战场与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后梁立国之初，朱温便诏令旧唐史官整理中原舆图，将汴梁周边的河渠、驿道、屯田区以朱墨详加标注，尤其对黄河渡口、运河水闸的标注格外精细——这些关乎粮草转运的命脉之地，在图册上被圈以红圈，旁注守军数量与补给周期，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核心依据。后唐灭梁后，又对图册进行修订，着重标注北方边境的契丹部族聚居地，以三角符号标识游牧骑兵的常袭路线，以虚线标注防御隘口，让军事标注的实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偏安江南的南唐、吴越等国，则因地制宜，将图册标注的重心转向水乡泽国的治理。南唐编纂的《江南水网图》，以细密的曲线勾勒江河湖汊，用方形符号标注圩田堤坝，用菱形符号标注水车水碓，甚至详细注记了不同河段的水位变化与通航能力，这份图册不仅是水利治理的指南，更是南唐发展漕运、繁荣商贸的重要依托。吴越国则专注于沿海疆域的标注，其《钱塘江海塘图》上，清晰标注了海塘的走向、加固节点与潮汛规律，为后世杭州地区的海塘修筑留存了珍贵的图文资料。
乱世之中，图册的载体也重回便携实用的轨道。隋唐时期盛行的大幅缣帛图册，因制作成本高昂、不易携带，逐渐被小巧的木牍图、纸本图取代。将领出征时，常随身携带折叠的纸本行军图，图中只标注关键的关隘、水源与敌军驻地，文字注记简洁凝练，堪称古代的“便携作战地图”。而官方珍藏的图册，则多被刻于石板之上，藏于密室，以防战火焚毁——后晋时期留存的《洛阳城邑图》碑刻，便是以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其上标注的宫城、坊市、寺观位置，成为今人考证五代洛阳城的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图册标注，还因人口迁徙出现了文化交融的痕迹。北方士族南下，带来了中原的标注体例；而南方的土着部族，则将山林、瘴气区的独特认知融入图册，使得五代十国的图册，既有中原的严谨规整，又有南方的灵动细致。
尽管战乱让图册标注学失去了系统化整合的机会，却也让它彻底扎根于乱世的生存需求之中。那些散落于各政权的图册与标注技术，如同火种般被保存下来，等待着宋辽金夏时期，重新汇聚成燎原之势。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格局，让图册标注学跳出了单一汉地文明的框架，呈现出多元碰撞、兼容并蓄的繁盛景象。两宋重文兴技，将图册标注推向精细化与学科化的高峰；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融入自身对疆域、游牧、边疆的独特认知，为其注入全新内涵；元代大一统后，更以空前辽阔的疆域为画布，绘就出兼具广度与精度的图册新篇。
两宋虽偏安一隅，却对图册标注的重视程度远超前朝。朝廷设立“太史局”“兵部职方司”等机构，专司图籍编绘与修订，形成“每岁造图，三年一上”的严格制度。北宋沈括编撰的《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采用“二寸折百里”的精准比例尺，以二十四色区分山川、河流、城邑、道路，符号系统极为完备——用圆形标注府州，方形标注县城，三角标注关隘，甚至首创“二十四至”法（以方位和距离标注地物位置），堪称古代地图标注的里程碑。南宋则因海防需求，编绘大量《海防图》《江防图》，图中不仅标注烽火台、水军寨的位置，更详细注记海岸地形、潮汐规律与港口水深，为抵御金兵与蒙古铁骑提供了关键的战略参考。此外，宋代的专业图册百花齐放：《营造法式》中的建筑图纸，标注了木构建筑的榫卯尺寸、构件比例；《武经总要》中的兵器图谱，精准标注了弩机、投石机的制作工艺；民间流传的《商旅路程图》，则标注了各地的驿站、客栈与物产分布，成为市井商贸的实用指南。
与两宋隔江对峙的辽、夏、金政权，在图册标注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辽代以游牧文明为根基，编绘《契丹地理图》，图中以粗红线标注契丹部族的迁徙路线，用特殊符号标注牧场、水源与捺钵（帝王行营）所在地，打破了传统汉地图册重农耕轻游牧的局限。西夏则依托丝绸之路，编绘《西夏疆域图》，详细标注河西走廊的关隘、驿站与通商口岸，图中兼用西夏文与汉文注记，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金代入主中原后，借鉴宋人的标注体例，编绘《金源郡县志图》，既标注中原地区的州县建制，又保留了女真族聚居地的标注符号，实现了农耕与游牧文明在图册上的和谐共存。
及至元代，大一统的辽阔疆域为图册标注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元世祖忽必烈诏令郭守敬主持“四海测验”，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实测各地纬度与地形，为编绘全国舆图奠定了科学基础。朱思本耗费十年心血编撰的《舆地图》，以“计里画方”之法（每方折百里）精准绘制疆域，北至蒙古高原，南达南海诸岛，西抵西域，东及朝鲜半岛，标注内容涵盖山川、湖泊、城邑、驿站、民族聚居地等，其精度与范围均超越前代。此外，元代为管理庞大的疆域，编绘了大量《行省图》《站赤图》，前者标注行省边界与治所，后者标注全国驿站的分布与路线，成为维系大一统帝国的重要工具。尤为可贵的是，元代的图册标注还融入了西域与海外的地理认知，《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不仅标注了中原与边疆的地理信息，更记录了南洋诸国的方位与物产，展现出开放的世界视野。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图册标注学，在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中不断突破边界，既延续了两宋的精细与严谨，又吸纳了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特视角，更在元代实现了大一统格局下的整合与升华，为明清时期图册标注学的集大成发展，铺就了一条多元共生的道路。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疆域的空前统一与科技的稳步发展，推动图册标注学迈入了集大成与精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主导的大规模图籍编绘工程层出不穷，民间的实用图册也蔚然成风，标注的体例、精度与涵盖范围，都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水准。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便诏令天下州县绘制舆图，汇集成《大明混一图》，这幅图以南京为中心，上至蒙古高原，下至南海诸岛，西达非洲东部，东抵日本列岛，不仅以精准的符号标注了大明疆域内的山川、城邑、驿站、卫所，更以虚线标注了海外诸国的方位与航线，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随行的官员与画师沿途测绘，编纂成《郑和航海图》，图中以“针路”标注航向，以“更数”计算航程，详细标注了南海诸岛的位置、印度洋沿岸的港口、礁石分布与季风规律，甚至注明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贸易物产，是古代航海图册标注的典范之作。及至明代中后期，朝廷又组织编纂《大明会典》，其中收录的《九边图》《海防图》，更是将军事标注推向极致——以不同颜色区分边镇卫所的兵力部署，用特殊符号标注烽火台、关隘与屯田区，文字注记中详列守军人数、粮草储量与防御工事，成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南倭寇的战略利器。此外，明代的专业图册也愈发精细，《农政全书》中的农具图谱，标注了水车、耧车的构造与使用方法；《天工开物》中的器械图纸，精准标注了冶铁、造船、纺织等手工业的工艺流程；民间流传的《商旅图》《风水图》，则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需求，标注内容更贴近民生。
清代入关后，承袭明代制度，又对图册标注进行了全面革新。康熙皇帝有感于前代舆图的粗略，诏令白晋、雷孝思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历时十余年编纂成《皇舆全览图》。这幅图首次采用经纬度坐标与三角测量法，精准标注了全国的山川地貌、疆域边界，其精度远超历代舆图，甚至已能清晰分辨台湾岛、库页岛等岛屿的轮廓。乾隆时期，又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增补西域、西藏等地的测绘成果，编成《乾隆内府舆图》，疆域范围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波罗的海，成为中国古代最完整、最精准的全国疆域图。除了官方的大一统舆图，清代的地方图册与专业图册也百花齐放：各省编纂的《通志》中，附有详细的府县舆图，标注了各地的物产、赋税、人口；《河防一览图》《漕运图》则专注于水利与漕运，标注了黄河、运河的河道走向、堤坝位置与水闸分布；甚至连园林、宫殿的营建，都有精准的图纸标注，如《圆明园四十景图》，不仅标注了建筑的布局与尺寸，更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园林的造景艺术。
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的图册标注，实现了官方标准与民间实践的深度融合。官方确立的符号体系——如以圆圈标注府城、方形标注县城、三角标注关隘——被民间广泛采纳；而民间图册中对民生细节的标注，又反过来丰富了官方图籍的内容。同时，印刷术的普及，让图册得以大规模刊印流传，从皇家秘藏的内府舆图，到市井百姓手中的《路程记》，图册标注真正融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明清两代的图册标注学，既是对中国古代数千年标注传统的总结与升华，也为近代地图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当西方近代测绘技术传入中国时，这套成熟的标注体系与实践经验，成为了中西地理认知交融的重要桥梁，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向近代化的缓慢过渡。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图册的标注学领域，便已孕育出极具理性色彩与科学精神的萌芽，构建起一套迥异于东方农耕文明的标注体系。古希腊人凭借发达的几何学与天文学，将数学逻辑融入地图标注的核心——数学家埃拉托色尼首次测算出地球周长，为地图标注引入了“比例尺”的概念，他编绘的《世界地图》以罗德岛为中心，用精准的几何线条划分已知的欧、亚、非三大洲，标注出山脉、河流、城邦的相对位置，甚至以虚线勾勒出海洋的边界与航线。托勒密所着的《地理学指南》更是古希腊图册标注学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不仅系统阐述了经纬度的测量方法，还首创了以网格状的经纬线为骨架的标注范式，用不同的符号区分海洋、平原、山脉与城市，文字注记中详细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物产信息，这套标注体例在此后千余年间深刻影响着欧洲地图学的发展。
古罗马人则将古希腊的科学标注与帝国的统治需求相结合，让图册标注彻底服务于疆域扩张与行政管理。为了维系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罗马人编绘了详尽的《罗马道路图》，图中以粗实的红线标注贯穿全境的“条条大路”，用特定符号标注驿站、军营、粮仓与关隘，旁注道路的长度、通行条件与沿途的城镇分布，成为罗马军团行军作战、政令传递与商旅往来的重要指南。此外，罗马的城市规划图同样展现出极高的标注精度，庞贝古城遗址中出土的城市平面图，清晰标注了神庙、竞技场、浴场、民居的布局与尺寸，甚至连排水系统的走向都有明确标识，其严谨的比例与规整的布局，彰显着罗马人对秩序与实用主义的极致追求。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图册标注学却因宗教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秩序的动荡，逐渐褪去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底色，转向以宗教教义为核心的象征性标注范式。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基督教神学成为解释世界的唯一准则，图册标注不再以客观测量为依据，而是以《圣经》中的记载为蓝本——彼时流行的“T-O地图”便是典型代表，这类地图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圆形，以地中海、顿河、尼罗河为界，将地球划分为亚洲、欧洲、非洲三部分，位于地图中心的是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东方被标注为“伊甸园”的所在，海洋则被简单地描绘成环绕陆地的环形水域。地图上的符号与注记充满宗教寓意，教堂、修道院以醒目的十字架符号标注，异教徒的领地则被描绘成充满怪兽与恶魔的蛮荒之地，文字注记多摘录《圣经》经文而非地理实测数据。
与此同时，封建领主与教会的需求也深刻影响着中世纪图册标注的发展方向。为明确封地边界与赋税额度，庄园图册应运而生，这类图册以手绘的形式标注庄园的土地范围、农田划分、磨坊位置与农奴居所，线条简单却极具实用价值；教会则组织修士编绘《朝圣地图》，图中以清晰的路线标注从欧洲各地前往圣地亚哥或耶路撒冷的路径，沿途的教堂、修道院与圣迹被重点标注，成为中世纪朝圣者不可或缺的指引。尽管这一时期的图册标注在科学性上有所倒退，却也在宗教与世俗的双重需求下，延续了图册标注的实践传统，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学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图册标注学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也循着各自文明的生长轨迹，孕育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标注范式，既扎根于本土的生存需求与文化信仰，又在文明的交融碰撞中不断丰富内涵。
古印度的图册标注，始终与宗教信仰、城邦治理和农业灌溉紧密交织。早在吠陀时代，先民便已绘制出简单的聚落图与灌溉水系图，以线条勾勒恒河、印度河的走向，用象形符号标注农田、神庙与城邦的位置，注记多以梵文书写，记录着土地的归属与祭祀的方位。孔雀王朝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推动了标注学的系统化发展，官方编绘的《帝国疆域图》以华氏城为中心，用不同颜色区分行省边界，标注出驿站、关隘与粮仓的分布，成为君主管控辽阔疆域的工具。而在宗教领域，古印度的寺庙壁画与典籍插图中，更是藏着独特的“圣地图标注”——以曼陀罗图案为核心，标注出诸神的居所、朝圣的路线与神域的边界，线条繁复而对称，充满神秘的宗教寓意，这类标注不追求地理的精准，却承载着信徒对精神世界的认知与向往。
阿拉伯世界的图册标注学，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横跨亚欧非的疆域为标注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学者们不仅翻译了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吸纳了经纬网格的标注理念，更结合商旅与航海的实践经验，对图册标注进行了革新。他们编绘的《世界地图》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将麦加置于地图的核心位置，用精准的符号标注出丝绸之路的沿线城邦、印度洋的航线与港口，文字注记中详细记录各地的物产、风俗与贸易规则，为阿拉伯商人的远行提供了可靠指引。尤为可贵的是，阿拉伯学者还首创了“气候带”的标注方法，根据不同地区的气温与降水，将地球划分为七个气候带，并在地图上加以标识，极大地丰富了图册标注的科学内涵。此外，阿拉伯的城市规划图也极具特色，以圆形或方形的线条勾勒城池轮廓，清晰标注出清真寺、宫殿、集市与居民区的布局，体现出伊斯兰文明对秩序与对称的追求。
美洲大陆的古文明，虽未与欧亚大陆产生直接交流，却也发展出自成体系的图册标注传统。玛雅文明的石刻星图与历法图，以精准的符号标注出金星、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轨迹，以及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周期，线条简洁而寓意深刻，支撑着玛雅人复杂的祭祀活动与农业生产；阿兹特克文明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图》，则以手绘的形式记录了这座水上都市的布局，用彩色颜料标注出湖泊、运河、神庙与民居，甚至详细标注了城邦的贡赋来源与贸易路线，展现出阿兹特克人对城市治理的智慧。而印加文明则以“结绳记事”的独特方式，实现了对疆域与资源的“标注”——不同颜色、不同结法的绳结，代表着不同的地区、人口与物产，这种非文字的标注体系，成为印加帝国管理庞大疆域的重要工具。
非洲地区的古文明，同样在图册标注领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古埃及的纸草地图，以象形文字与线条结合的方式，标注出金矿的位置、尼罗河的灌溉渠道与神庙的选址，其中《都灵纸草地图》更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地图之一，详细标注了沙漠中的水源、道路与敌军的据点，为法老的军事征伐提供了关键指引。西非的马里帝国时期，商旅们绘制的《黄金贸易路线图》，以手绘的形式标注出从廷巴克图到北非的商路，记录着沿途的绿洲、部落与贸易站，成为黄金与盐巴贸易的重要指南。这些标注成果，虽未形成如欧亚大陆般系统的体例，却深深植根于非洲本土的自然环境与文明特色，见证着非洲先民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图册标注学发展，始终深植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交融之中，却又融入了鲜明的本土特色。早在奈良时代，日本便效仿唐朝的职方制度，设立专门机构掌管全国舆图，其编绘的《大日本国全图》以京都为中心，借鉴中国的“计里画方”之法，用朱红标注山城、平城等都城，以墨线勾勒河流与道路，符号体例与唐代疆域图一脉相承。到了江户时代，图册标注的实用性与本土化特征愈发凸显，官方编纂的《日本国郡地图》不仅标注了各藩的疆域边界、驿站关隘，还详细注记了各地的特产、年贡额度与民俗风情；民间流传的《城下町图》则聚焦于藩国都城的布局，清晰标注出大名宅邸、寺院神社、町人街区与市集的位置，线条细腻，注记详实，成为研究江户时代城市生活的珍贵史料。尤为特别的是，日本的“海图”标注独具匠心，针对岛国四面环海的地理特征，海图中以波浪纹标注洋流走向，用不同深浅的蓝色区分海域深浅，甚至详细注记了渔场位置与航海禁忌，充分体现了对海洋环境的独特认知。
朝鲜半岛的图册标注学，则展现出“慕华而不盲从”的发展轨迹。高丽王朝时期，朝鲜学者深入研习中国宋元时期的地图体例，编绘的《大东舆地图》借鉴了朱思本《舆地图》的网格标注法，以汉城为中心，精准标注半岛境内的山川、河流、郡县与驿站，文字注记兼用汉字与谚文，方便官民查阅。李朝时代，图册标注的精度与系统性达到顶峰，官方组织编纂的《八道总图》将全国划分为八道，以不同颜色区分道界，用方形符号标注府县治所，三角符号标注关隘要塞，同时创新性地加入了“里数标注”，详细记录各地区之间的往返里程，极大提升了图册的实用价值。此外，朝鲜的《海防图》与《江防图》针对性极强，针对倭寇侵扰与边境防御需求，图中不仅标注了沿海炮台、烽火台的位置，还详细注记了潮汐规律与江河水文，成为守护半岛疆域的重要战略工具。
东欧地区及俄罗斯的图册标注学，则在拜占庭文明与斯拉夫本土文化的碰撞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拜占庭帝国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延续，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经纬度标注理念，其编绘的《世界地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用经纬网格勾勒欧、亚、非三大洲的轮廓，标注出帝国的行省边界、贸易路线与宗教圣地，宗教符号与地理标注相互交织，既体现了拜占庭帝国的疆域野心，又彰显了东正教的文化影响力。俄罗斯的图册标注学起步虽晚，却极具开拓性，莫斯科公国时期，为了拓展疆域与整合领土，官方组织大量工匠与探险家绘制《罗斯全图》，图中以粗犷而精准的线条标注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等水系，用特殊符号标注斯拉夫部族的聚居地与汗国的边界，注记中融合了俄语与蒙古语词汇，见证了罗斯文明与蒙古帝国的交流。到了沙俄时代，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图册标注的范围延伸至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探险家们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以实测为基础，标注出苔原、森林、草原等不同地貌，详细记录了原住民的部落分布与资源产地，为沙俄的边疆开发提供了关键的地理依据。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其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汇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明的十字路口，其图册标注学的发展，也深深烙印着海洋贸易与民族交融的独特印记。古代东南亚的图册标注，最初以实用的航海图与港口图为主，马来群岛的商人与航海家们，凭借世代传承的经验，绘制出独具特色的“刺桐图”，图中以简洁的线条标注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关键航道，用贝壳符号标注港口与避风塘，以星象符号标注导航星座，注记多采用马来语与阿拉伯语混合的文字，成为连接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指南。
随着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继传入，东南亚的图册标注体例愈发多元。吴哥王朝时期，高棉人编绘的《吴哥王城图》，以恢弘的笔触标注了吴哥窟、巴戎寺等宗教建筑的布局，线条对称规整，注记中融入了梵文宗教术语，彰显了印度教与佛教文化对高棉文明的深刻影响；满者伯夷王朝的疆域图，则以爪哇岛为中心，标注了其控制下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区域，用不同符号区分直属领地与藩属部落，体现了海洋帝国的统治特色。
到了殖民时代来临前，东南亚各国的图册标注更趋精细化，暹罗王朝的《暹罗国全图》借鉴了中国与欧洲的双重标注体例，既用“计里画方”之法标注疆域，又引入了简单的经纬网格，文字注记兼用泰文、汉文与葡萄牙文，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这些风格各异的图册标注，不仅记录了东南亚地区独特的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更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
不久之后，伴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图册标注学领域，完成了从古典经验主义到现代科学主义的颠覆性跃迁，其内涵从单一的地理疆域记录，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生态、人文等多元维度的综合性认知工具。
而在这段，同样跌宕起伏的历史里，在图册标注学体系化制度化成熟度不断跃上新台阶，面对家国衰微，积贫积弱和外敌侵略入侵的艰难时刻，虽说起步觉醒较晚，且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各项指标其实都不占优势，但是最后却一步步在党的指引下走向胜利，同时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和长期发展，在这之中，除了顽强坚定和团结协作的伟大意志信念和灵活的外交战术策略外，及时根据敌人动向和敌我及内部外部优劣态势条件，在地图图册上进行及时系统和最新指向性的标注标明，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战术策略，无疑不是一个重要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