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方对医学的整理与规范，更是为寿命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唐高宗时期，朝廷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位名医，编撰成《新修本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典籍，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全书收录药物850种，其中明确标注“久服延年”“轻身不老”的药材占比逾三成，对每种药材的性味、产地、功效、用法都做了详尽考证，极大地提升了养生实践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与此同时，唐代的医官制度愈发完善，太医署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分科教学，培养专业医才，其中按摩科便以导引术、推拿术为核心，专门调理气血、防治疾病，将民间的养生技巧纳入官方医学体系。
在民间，长寿理念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养生风尚。唐代的茶馆、酒肆中，随处可见售卖养生茶饮、药膳的摊贩；寻常百姓家的灶台上，常备枸杞、黄芪、红枣等食材，用以煮粥煲汤；而由华佗五禽戏演变而来的“导引术”，更是成为街头巷尾老少皆宜的健身方式。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献中，便有《呼吸静功妙诀》、《养性延命杂诀》等民间养生抄本，记载着“叩齿三百下，咽津三两口”“晨起梳头百遍，活血祛风”等简单易行的养生方法，足见长寿理念的普及程度。此外，唐代的文人雅士也将养生融入诗酒生活，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奉行“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的饮食原则，写下“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的诗句，将养生之道与闲适的生活情趣完美融合。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养老制度”愈发完善，将“寿”与“孝”的伦理观念深度绑定，从社会层面保障了长者的寿命质量。唐玄宗时期颁布的《令天下州郡置太公庙诏》，将尊老敬老纳入科举考核；唐代律法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强制要求子孙赡养老人；而地方官府则会定期向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发放“束帛米肉”，表彰“百岁人瑞”，这种自上而下的养老举措，不仅延长了老者的寿命，更让“长寿”成为衡量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尺。
隋唐之际的寿命论探索，承魏晋南北朝之思辨，启宋明理学之先声，既有着官方医学的严谨规范，又有着民间实践的鲜活生动，更将养生之道与治国安邦、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追求，而是成为了全民共享的生活智慧，为后世数百年的寿命论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干戈四起，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昔日隋唐盛世的昌明气象荡然无存。年龄寿命论的探索，也随之褪去了盛世的精致与从容，转而染上了乱世的务实与艰涩，人们对长寿的渴求，不再是“度百岁乃去”的悠然期许，而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迫切诉求。
这一时期的帝王，大多沉浮于兵戈铁马之间，既无隋唐帝王整理典籍、兴办医署的余裕，也少了几分对养生之道的理性探求。他们或耽于声色犬马，试图在乱世的夹缝中寻得片刻欢愉；或痴迷于丹药方术，冀望以此强固体魄，维系摇摇欲坠的政权。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等君主，皆曾诏令方士入宫炼丹，却往往因丹药中的汞、铅等剧毒成分，落得损寿折福的下场。史书中“服金丹，躁怒益甚，暴疾而崩”的记载屡见不鲜，也从侧面印证了乱世之中，帝王养生之道的畸形与虚妄。
然而，乱世的烽烟虽摧折了官方医学体系，却也催生了民间医药的蓬勃生长。那些颠沛流离的医者，背负着药囊行走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将生死边缘的救治经验，凝练成朴素而实用的长寿智慧。他们摒弃了隋唐时期本草典籍中繁杂的理论，专注于“祛病”以“延年”——毕竟在疫病横行、刀兵无眼的年代，能抵御伤寒、疮疡等疾病的侵袭，便已是延长寿命的最好方式。民间流传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等抄本，便是这一时期医者的智慧结晶，书中少了“久服轻身”的玄妙记载，多了“治霍乱吐泻”“疗金疮出血”的实效方剂，字里行间皆是对乱世生存的深切考量。
士大夫阶层在这一时期，也重拾了魏晋风骨中的放达与通透。他们眼见王朝兴替如过眼云烟，生命在战火中脆弱如蝼蚁，遂不再执着于寿数的长短，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脱。南唐宰相冯延巳，身处江南相对安定的一隅，却在词作中写下“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的喟叹，将对生命无常的感慨融入笔墨；后蜀词人韦庄，亲历战乱流离，在《秦妇吟》中描摹“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惨状，更让他看透了功名利禄的虚妄。这些文人雅士或隐居山林，或寄情诗词，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姿态对抗乱世的无常，他们的寿命观念，回归到了“顺应本心，安享当下”的质朴内核。
在民间，百姓对长寿的追求，则更贴近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战乱导致农田荒芜，饿殍遍野，人们对“长寿”的定义，便是能吃上一顿饱饭，能躲过一次兵灾，能远离一场瘟疫。他们从代代相传的经验中，总结出简单易行的养生法门：秋收时储存晒干的草药，用以防治冬春的风寒；劳作时量力而行，避免因过度疲惫损伤身体；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共享治病偏方，在艰难的岁月里，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疾病的侵袭。那些能在乱世中活到耄耋之年的老者，往往被视作“有福气”的象征，他们的生存经验，便是民间最珍贵的长寿宝典。
五代十国的寿命论探索，虽因战乱而显得粗糙与零散，却在乱世的淬炼中，褪去了浮华与虚妄，回归到了“治病救人，保全性命”的本质。它上承隋唐医学的体系，下启宋金元时期医学的革新，更以一种务实的姿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生存智慧，等待着下一个盛世的到来，将其重新梳理、升华，绽放出全新的光彩。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文化交融成为时代底色，中原的医学传统与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相互碰撞、彼此借鉴，让年龄寿命论的探索跳出了单一的文化框架，迈入思辨革新、分科细化、多元融合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理学兴起重塑了士人的生命价值观，医药学的分科发展让长寿实践更具科学性，而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则为寿命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两宋时期，理学的勃兴将儒家“修身以俟命”的理念推向极致，深刻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寿命观念。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寿”与“天理”“人欲”相绑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克制私欲、涵养心性是延年益寿的根本。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直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清”，主张通过读书穷理、静坐自省来调和情志，达到身心和谐的境界；二程则强调“顺理则安，循欲则危”，将顺应天理的生活方式视作长寿的必经之路。这种将道德修养与养生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追求，苏轼便是其中的践行者——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奉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养生之道，在《东坡养生集》中记载了“食粥延年”“安步当车”等诸多实用方法，将理学的精神追求融入日常起居，真正做到了“达生知命，乐享天年”。
医药学的分科细化与官方推动，是宋代寿命论发展的核心动力。北宋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组织名医校订《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典医籍，刊行天下，让珍贵的养生智慧得以普及；宋神宗时期，太医局被纳入国子监体系，分科教授脉学、针灸、疡科等专业知识，培养出大批专精于不同领域的医才。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划时代的医学着作：钱乙所着《小儿药证直诀》，开创了儿科医学的独立体系，通过改善儿童体质来提升群体寿命；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系统梳理了妇科疾病的诊疗方法，降低了女性生育风险，延长了女性寿命；而宋慈的《洗冤集录》，虽以法医学为核心，却也对尸体病变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宋代的本草学发展达到新高度，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1748种，对每种药物的养生功效都做了详尽考证，成为后世本草着作的范本。
与此同时，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为中原的寿命论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元素。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保留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存智慧的同时，积极吸纳中原的养生理念，辽代宫廷设立“太医局”，效仿宋代制度培养医官，更将游牧民族的“食兽肉、饮乳酪”饮食传统与中原的“食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编撰成《西夏国医方》，书中既收录了中原的草药方剂，也记载了西夏特有的矿物药与动物药用法，极大地丰富了养生药材的种类；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则推崇“骑射养生”，将骑马射箭等户外活动视作强身健体的重要方式，这种注重运动锻炼的理念，与中原的“导引术”相得益彰，为寿命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养生智慧的融合。元代朝廷设立“广惠司”“回回药物院”，专门引进阿拉伯地区的医药技术与养生理念，《回回药方》中记载的“芳香疗法”“矿物疗法”，与中医的针灸、汤药相互补充，拓宽了长寿实践的路径。元代名医朱震亨，师从理学大家许谦，将理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相结合，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养生学说，着成《格致余论》，主张通过滋阴降火的方式调和身体阴阳，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养生文化。在民间，中原的“药食同源”理念与少数民族的“食补”传统深度交融，羊肉汤、奶酪粥等兼具营养与养生功效的膳食，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常见食物，让长寿智慧真正融入了市井生活。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寿命论探索，在文化交融与学术革新中，完成了从“单一体系”到“多元融合”的转变，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医学的精髓，又吸纳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为明清时期寿命论的集大成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对于寿命长短及价值尺度，中国传统寿命论迎来了集大成与突破性发展并行的收官阶段。在前代数千年积淀的哲学思辨、医学实践与养生智慧之上，明清学者与医者既注重对经典的梳理总结，又敢于突破桎梏、开拓新域，让长寿的追求彻底扎根于“祛病强身、安享天年”的现实土壤，同时将寿命的价值与个体德行、家族兴旺、社会稳定的关联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代的寿命论探索，以“复古开新”为核心特质。一方面，官方与民间掀起整理医籍的热潮，将散佚的养生经典系统化、普及化。明太祖朱元璋诏令修订《本草》，明成祖朱棣命解缙等编纂《普济方》，这部煌煌巨着收录方剂六万一千余首，其中“养生”“延年”专卷汇聚了历代食疗、导引、丹药的精华，成为后世医者与百姓的实用指南。李时珍穷三十余年之功，走遍名山大川，编撰成《本草纲目》这部划时代的本草学典籍，全书收录药物1892种，不仅纠正了前代本草中的诸多谬误，更对每种药物的养生功效做了精准考证，如明确枸杞“滋肾，润肺，明目”、人参“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为药食同源的养生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明代医者不再拘泥于《黄帝内经》的固有框架，而是结合临床实践提出新的养生学说。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与元代朱震亨的学说形成互补，主张通过温补阳气来调和身体，延长寿命；李中梓则在《医宗必读》中强调“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将脾肾养护视作养生的核心，其“食后不可便怒，怒后不可便食”的饮食戒律，至今仍是百姓奉行的养生准则。
在社会层面，明代将“养老”与“长寿”纳入宗法礼制的核心，让寿命的价值超越个体，成为家族荣耀与社会秩序的象征。朝廷推行“优老之政”，规定八十岁以上老者赐冠带，九十岁以上赐米肉帛，百岁以上更是颁诏旌表，地方官府需定期登门慰问；民间宗族则修撰族谱，将族中耆老的寿数、德行详细记载，将“五世同堂”视作最大的福报，而那些德高望重的长寿老者，往往被推举为宗族族长，主持族中事务，成为维系家族伦理的精神支柱。这种将寿命与德行、宗族绑定的观念，让“延年益寿”不再是个人的私欲，而是践行孝道、守护家族的责任。
清代的寿命论发展，则呈现出“融合与实证”的鲜明特色。一方面，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为传统养生智慧注入了新的活力。满族入关后，将关外“骑射健身”“萨满食疗”的传统带入中原，与汉族的“导引行气”“草药调理”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宫廷养生体系。清代皇帝大多注重养生，康熙皇帝主张“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他在《庭训格言》中记载了自己的养生心得，强调“多食不如少食”“眠食有节”，反对盲目服用丹药；乾隆皇帝更是将养生之道贯彻一生，他总结出“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的十六字养生诀，其中“十常”即齿常叩、津常咽等日常保健动作，“四勿”即食勿言、卧勿语等生活戒律，辅以宫廷秘制的药膳，终得八十九岁高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另一方面，清代医者倡导“实证医学”，摒弃了前代炼丹求仙的虚妄，让寿命论的探索朝着更理性、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叶天士着《温热论》，创立温病学说，破解了困扰千年的瘟疫难题，大幅降低了疫病导致的死亡率，间接提升了群体寿命；王清任不畏世俗非议，亲赴刑场观察人体脏腑，着成《医林改错》，纠正了传统医学中关于脏腑解剖的诸多谬误，提出“活血化瘀”的治疗理念，为老年病的诊治开辟了新路径。在民间，养生智慧的普及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遵生八笺》《老老恒言》等通俗养生读物风靡一时，其中曹庭栋所着的《老老恒言》，更是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养生指南，书中记载的“晨起叩齿”“睡前泡脚”“食粥养生”等方法，简单易行，至今仍被奉为老年保健的经典。
明清两代的寿命论探索，既是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全面总结，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度诠释。它褪去了神话与玄学的外衣，将长寿的追求转化为可实践、可传承的生活智慧；它打破了阶层的壁垒，让养生之道从宫廷走向市井，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从哲学思辨到医学实践，从个体追求到社会伦理，中国传统寿命论在明清时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厚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大自然动植物及人类年龄寿命论及价值论领域，便已孕育出兼具哲学思辨与科学探索的智慧火种，其认知体系既扎根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又与人文精神、城邦伦理深度绑定。
古希腊的先哲们，率先将寿命议题从神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理性的光芒。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通过对不同动植物生长周期的细致观察，提出“寿命长短与机体构造相关”的观点，他发现体型较大、生长缓慢的动物如大象、龟类往往寿数更长，而昆虫这类生命周期短促的生物，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繁衍模式；在《论生命的长短》中，他更进一步将人类寿命与“体液平衡”相联系，认为人体内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的调和程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长度与质量。希波克拉底作为“西方医学之父”，则摒弃了“寿命由神掌控”的传统观念，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提出“自然疗愈力”的概念，主张通过饮食调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来维持体液平衡，从而延长寿命，他强调“食物是最好的药”，这一理念与中国的“药食同源”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从伦理层面探讨寿命的价值，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寿命的长短并无意义，唯有追求智慧与德行，才能让生命变得厚重；柏拉图则在《理想国》中提出，城邦公民的寿命与城邦的兴衰息息相关，节制、勇敢、智慧的德行修养，既是个人长寿的根基，也是城邦稳定的保障。
古罗马文明则在继承古希腊智慧的基础上，将寿命论的探索推向了实用化与制度化的层面。古罗马的医者们，将希腊的体液学说与本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盖伦作为古罗马医学的集大成者，在《论人体各部分的功能》中系统阐述了人体生理结构与寿命的关联，他提出的“血液运动理论”虽存在谬误，却推动了后世解剖学的发展。在社会层面，古罗马人将长寿与公民责任、家族荣誉紧密相连，法律规定，年满六十岁的公民可免除兵役与部分公共义务，而那些能活到耄耋之年的长者，往往会被尊为家族的“智慧象征”，他们的人生经验被视作家族传承的宝贵财富。古罗马的贵族阶层，则格外注重养生实践，他们兴建公共浴场，将沐浴、按摩、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认为清洁的身体与放松的精神是长寿的关键；在饮食上，他们推崇清淡节制的原则，反对过度奢靡，老加图在《农业志》中便记载了诸多适合老年人的饮食配方，强调粗粮、蔬菜对延年益寿的作用。此外，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对寿命的思考，西塞罗在《论老年》中直言，老年并非生命的衰落，而是智慧的成熟期，只要保持精神的富足，便能安享天年，这种豁达的老年观，深刻影响了欧洲后世的生命价值观。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寿命论探索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之光逐渐黯淡，基督教神学成为了诠释生命与寿命的绝对权威。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的寿命被视作上帝的恩赐，生老病死皆是神的旨意，尘世的生命不过是通往天国的短暂旅程，唯有虔诚地信仰上帝，践行基督教的道德准则，才能获得灵魂的永生，相较之下，肉体寿命的长短显得微不足道。中世纪的教会学者们，通过注解《圣经》来阐释寿命的意义，他们认为，亚当的寿命长达九百三十岁，是上帝对人类最初的眷顾，而随着人类原罪的累积，寿命逐渐缩短，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此，人类唯有通过忏悔、祈祷、行善来赎罪，才能在死后进入永生的天国。
在这种宗教氛围的笼罩下，医学的发展陷入停滞，医者的身份往往与神职人员重叠，治疗疾病的手段也多与宗教仪式相结合，祷告、圣物祈福、朝圣成为了人们对抗疾病、祈求长寿的主要方式。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时代，仍有一些学者在坚守着古希腊的医学传统，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的《医典》被翻译成拉丁文后，在欧洲广泛传播，书中关于体液平衡、饮食养生的理论，为中世纪的医学注入了一丝理性的活力；修道院则成为了传承医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修士们在修道院内种植草药，整理古代的医学典籍，为患病的信徒提供治疗，他们总结的草药配方与养生经验，成为了中世纪民间长寿智慧的重要来源。
在社会层面，中世纪的欧洲将长寿与宗教德行深度绑定，那些一生虔诚、恪守教规的信徒，即便寿命短促，也会被认为是“早登天国”，而那些寿命较长的长者，则往往被视作“上帝的宠儿”，他们的言行举止会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封建领主与贵族阶层，虽然也会追求长寿，却往往通过捐赠土地给教会、修建教堂等方式来“换取”上帝的庇佑，而非依靠科学的养生手段。这种将寿命完全寄托于宗教信仰的认知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却也束缚了欧洲寿命论的理性发展，直到文艺复兴的曙光降临，古希腊古罗马的智慧才得以重见天日，欧洲的寿命论探索也随之迎来了新的转折。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大自然动植物及人类年龄寿命论及价值论领域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循着各自文明的脉络生根发芽，呈现出多元共生、独具地域特色的鲜明风貌，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以及东方的华夏文明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人类探索生命长度与价值的智慧图景。
古印度的寿命认知，始终与宗教哲学、种姓制度和修行文化深度缠绕。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的经典《吠陀经》与《奥义书》中，将寿命视作“业报”的具象体现——今生的寿数长短、生命质量，皆由前世的行为善恶决定，而通过虔诚祭祀、恪守种姓职责、修行禁欲，便能积累善业，为来世换取更长的寿命与更高的福报。佛教诞生后，又对这种观念做出革新，提出“生死轮回”的思想，认为肉体的寿命不过是虚幻的表象，唯有破除执念、证得涅盘，才能摆脱轮回之苦，实现灵魂的永恒，这种超越肉体寿命的价值追求，深刻影响了古印度人的生命观。
在实践层面，古印度的医者们则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阿育吠陀医学。阿育吠陀意为“生命的科学”，其经典《阇罗迦集》与《妙闻集》中，系统阐述了“三大体液”（气、火、水）平衡决定寿命的理论，主张通过草药调理、饮食节制、瑜伽修行来维持体液平衡，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古印度人观察到大象、龟类的长寿特质，便将其视作灵性的象征，在宗教仪式中加以尊崇；他们从菩提树、郁金香等植物中提取药用成分，用于治疗疾病、滋养身体。而瑜伽这一修行方式，更是将身体养护与精神修炼融为一体，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的手段，调和气血、强健体魄，成为古印度人追求长寿与内心平和的核心途径。
阿拉伯世界的寿命论探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地，它既吸纳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智慧，又融合了古印度、波斯的养生经验，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注重实证的鲜明特质。
在伊斯兰文化崛起后，《古兰经》中关于“生命由真主赐予”的教义，为阿拉伯人的寿命观奠定了宗教底色，但这并未阻碍医学的理性发展。相反，阿拉伯的学者们以“探求真主创造的奥秘”为动力，掀起了一场翻译与研究的热潮，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着作，以及古印度的阿育吠陀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为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阿拉伯医学之父”的拉齐，在《医学集成》中系统总结了不同动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寿命规律，提出“饮食疗法优先于药物疗法”的养生理念；伊本·西那（阿维森纳）所着的《医典》，更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巨着，书中详细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与寿命的关联，提出通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调节情绪来延长寿命的具体方案，这部着作后来传入欧洲，成为中世纪欧洲医学的重要教材。
在日常生活中，阿拉伯人将养生智慧融入饮食与生活习惯，他们推崇蜂蜜、椰枣、橄榄油等天然食材的养生功效，注重饮食的清淡与节制；伊斯兰文化中的“每日五次礼拜”，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身心调养的方式，通过固定时间的祈祷、冥想与肢体动作，调和身心、舒缓压力。
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早已形成了与自然深度共生的寿命认知体系。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人们，将人类的寿命与天地日月、动植物的生长周期紧密相连，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寿命的长短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程度。
玛雅人通过精准的天文观测，制定出复杂的历法，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与太阳、月亮的运行轨迹息息相关，遵循历法安排劳作、祭祀，便能获得自然的庇佑，延长寿命。在医学实践中，玛雅医者擅长利用本土的草药资源，如金鸡纳树（治疗疟疾）、古柯叶（缓解疼痛）等，来治疗疾病、维系健康；他们还通过放血疗法、按摩术来调理身体，这些实践虽带有原始宗教的色彩，却蕴含着朴素的医学智慧。
印加文明则构建起一套完善的社会医疗体系，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培养专业的医者，为民众提供治疗与养生指导。印加人推崇马铃薯、藜麦等本土作物的营养价值，将其作为日常饮食的核心，保障身体的营养供给；他们修建的梯田与灌溉系统，既顺应了自然规律，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从物质层面支撑了民众的寿命质量。在印第安文明的认知中，寿命的价值并非个体的长寿，而是个体对部落的贡献——那些能带领部落抵御灾害、获得丰收的领袖与智者，即便寿命不长，也会被视作英雄，永远活在部落的传说中。
非洲大陆的寿命认知，深深植根于部落文化与口传传统，呈现出敬畏自然、尊崇长者的鲜明特点。在非洲的诸多部落中，长者被视作部落的“活历史”与“智慧源泉”，他们的寿命长短被认为是部落生命力的象征，一个部落中长寿老者的数量越多，便意味着这个部落越受神灵的眷顾。
非洲人相信，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山川、河流、动植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人类的寿命与自然神灵的态度息息相关。因此，部落中会有专门的萨满或祭司，通过祭祀、占卜等方式与自然神灵沟通，祈求神灵庇佑族人健康长寿。在医学实践中，非洲医者（通常由长者担任）擅长利用本土的草药、动物器官来治疗疾病，他们从猴面包树的果实中提取营养，从芦荟中提取汁液治疗外伤，这些基于长期生活实践的智慧，保障了部落民众的基本健康。
在非洲的部落文化中，寿命的价值体现在个体对部落的责任与奉献上。一个人从出生起，便被赋予了守护部落、传承文化的使命，而长寿的老者，则需要承担起教导年轻人、调解部落矛盾、主持祭祀仪式的责任。这种将个体寿命与部落命运紧密绑定的认知，让非洲人对生命充满敬畏，也让长寿成为一种荣耀与责任。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列岛的寿命认知与实践，始终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融合、本土神道教的自然崇拜深度交织。早在飞鸟时代，随着汉籍医书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便将“寿”与“德”“孝”的伦理观念绑定，《大宝律令》中更是效仿唐制设立“典药寮”，专司宫廷医药与养生，将《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等典籍奉为圭臬。平安时代的《医心方》，便是日本医者丹波康赖对隋唐医学的系统整理，书中收录的“食养”“导引”之法，成为贵族阶层延年益寿的指南。与此同时，神道教“万物有灵”的信仰，让日本的寿命观更添一份对自然的敬畏——人们相信，顺应四季流转、与山川草木和谐共生，方能获得长久的生命。镰仓时代以降，禅宗传入日本，“清心寡欲”的修行理念与本土的“侘寂”美学相融，武士阶层将“节制”视作养生的核心，主张通过坐禅、剑道、茶道调和身心，认为精神的澄澈远比肉体的奢靡更能延年。江户时代的《养生训》《寿养训》等通俗读物，则将养生智慧推向民间，“晨起漱口、食后散步、睡前泡脚”等简单易行的方法，成为寻常百姓守护生命的日常实践。
朝鲜半岛的寿命论探索，走的是一条“儒医融合、礼制先行”的道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便积极引入中国的医学典籍与养生理念，新罗王朝更是遣使入唐学习医术，将“食医”“疾医”的制度移植本土。统一新罗时代，《乡药救急方》的编撰，标志着朝鲜半岛开始形成本土化的医药体系，书中既收录了中原的草药方剂，也融入了半岛特有的药材，如高丽参，其“大补元气、延年益寿”的功效被反复验证，成为朝鲜半岛养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高丽王朝时期，儒学成为官方哲学，“仁者寿”的理念深入人心，朝廷将“孝养老人”纳入礼制，规定对八十岁以上的老者赐予米布，对百岁老人更是旌表门闾，将个体长寿与家族荣誉、社会稳定紧密相连。李朝时代，《东医宝鉴》的问世，堪称朝鲜医学的集大成之作，作者许浚融合中朝两国的医学智慧，提出“四象医学”理论，将人的体质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种，主张“辨象施养”，为不同体质的人量身定制养生方案，这一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寿命认知，更成为东亚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