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文化与民间传承层面，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发展，为崇文知礼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突破了儒家单一体系的束缚，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玄学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核心主张，看似与儒家礼仪相悖，实则是对礼仪观念的革新——嵇康、阮籍等名士虽放浪形骸，却坚守“内心守礼”的准则，嵇康提出“名教即自然”，认为真正的礼仪应源于人性本真，而非外在的形式束缚，这种思想让崇文知礼从“制度强制”转向“精神自由”，影响了后世文人的修身观念。佛教传入后，其“慈悲为怀”“善恶有报”的教义与儒家“仁礼”思想相呼应，寺庙不仅成为宗教活动场所，更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僧人们翻译佛经、讲授佛学，同时传播文学、艺术与生活礼仪，如佛教的“合十礼”“素食礼仪”逐渐融入民间生活，而石窟艺术（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中“佛本生故事”的描绘，既传播了佛教伦理，也暗含着“向善守礼”的教化意义。道教则吸收儒家礼乐与民间习俗，构建起独特的宗教礼仪体系，葛洪、陶弘景等道教大师着书立说，将“忠孝节义”纳入道教伦理，道教的祭祀礼仪、修炼规范与民间的节日习俗相结合，如春节祭灶、端午挂艾草、重阳登高，既保留了原始的民俗信仰，也融入了“敬老爱幼”“趋吉避凶”的礼仪观念，让崇文知礼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一时期，崇文知礼的观念虽因政权分立而呈现出地域差异与民族特色，却始终坚守着华夏文明的核心内涵——对知识的尊崇、对伦理的坚守、对秩序的追求。从三国的“承汉制而兴礼乐”，到两晋的“门阀尚礼、名士风雅”，再到南北朝的“胡汉融合、礼俗共生”，崇文知礼在战乱与动荡中不断调适、不断丰富，既维系了各政权的统治秩序，也推动了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为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礼制鼎盛，积蓄了深厚的文明力量。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帝国再度崛起，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动荡，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格局，为崇文知礼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一时期，统治者以“承古开新”的胸怀，整合秦汉以来的礼制传统与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文化精华，构建起一套兼具统一性、规范性与包容性的崇文知礼体系，使其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准则，升华为全民浸润的生活方式与文明标识，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成为辐射东亚的文化标杆。
隋朝虽国祚短促，却为唐代礼制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核心在于“制度归一”与“文教革新”。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即刻推行“罢黜乡官，悉归中央”的改革，将礼仪教化的主导权收归朝廷，命牛弘等儒臣编纂《五礼》（吉、凶、军、宾、嘉），系统整合历代礼制，明确了从宫廷祭祀到民间婚丧的全套仪轨，实现了“四海之内，礼仪一统”的格局。在教育领域，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经义、诗赋为考试内容，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崇文”从此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核心通道——无论出身寒微还是世家子弟，皆需通过研习儒家经典、修习礼仪规范方能入仕，这一制度既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更让“尊师重道、礼义廉耻”成为全民共识。隋炀帝时期，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设立进士科，强调“文以载道”，将文学才华与礼仪修养相结合，而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更推动了南北文化与礼仪的融合，使江南的风雅与中原的正统相互浸润，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礼仪风尚。
唐朝承接隋制，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推动下，将崇文知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呈现出“制度完备、思想包容、全民践行”的鲜明特征。在制度层面，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征等修订《贞观礼》，后经唐高宗、唐玄宗时期的完善，形成了《大唐开元礼》，全书一百五十卷，详尽规范了祭祀、朝会、册封、婚丧、外交等各类礼仪，从天子的“封禅大典”到士人的“冠礼”、百姓的“婚礼”，皆有明确的流程与准则，实现了“礼治天下”的极致。科举制度在唐代走向成熟，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中的进士科尤为重要，考试内容涵盖经义、诗赋、策论，要求考生不仅需通晓儒家经典，更要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与文学素养，“雁塔题名”成为文人墨客的至高荣耀，而科举制度催生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崇文知礼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朝廷政令的执行者，也是礼仪文化的传播者，如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主张通过文学传播儒家礼义，其《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述，将“尊师重道”的礼仪观念推向新的高度。
在思想文化层面，唐朝秉持“兼容并蓄”的国策，儒、释、道三教并行，共同丰富了崇文知礼的内涵。儒家思想依然是官方正统，唐太宗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各级官学，教授儒家经典，《五经正义》的编纂统一了经典阐释，让礼仪观念有了标准化的传播依据；佛教在唐代极为兴盛，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传法，佛教的“慈悲向善”“众生平等”理念与儒家的“仁礼”思想相互补充，寺庙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僧人们翻译佛经、讲授佛学，同时传播文学、艺术与生活礼仪，如“茶禅一味”的兴起，将饮茶礼仪与禅修、儒家修身相结合，成为士人阶层的重要生活方式；道教被尊为国教，老子被追尊为“圣祖”，道教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思想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互平衡，李白等诗人深受道教影响，其作品中既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也蕴含着“谦谦君子”的礼仪风范，形成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格局，让崇文知礼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
在社会生活与各领域渗透中，唐代的崇文知礼展现出“全民化、生活化、艺术化”的特征。宫廷层面，帝王将相以身作则，推崇礼仪教化，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如流”，魏征“犯颜直谏”，成为“君明臣贤”的礼仪典范；唐玄宗时期的《霓裳羽衣曲》，将宫廷礼乐与舞蹈艺术完美结合，既彰显了盛世气象，也传播了“雍容华贵、谦逊有礼”的礼仪内涵。民间层面，家庭礼仪日趋完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的理念深入人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而邻里交往中遵循“与人为善、谦逊礼让”的准则，形成了淳朴和谐的民间风尚。文学艺术领域，唐诗的繁荣成为崇文风尚的集中体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既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也有对个人品德的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与“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礼仪准则，通过诗歌传唱至千家万户；书法艺术中，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浑，蕴含着“浩然正气”的礼仪精神，王羲之的行书飘逸洒脱，展现了“风雅尚礼”的文人情怀，成为后世修习礼仪与艺术的典范。
此外，唐代的崇文知礼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唐代的礼仪制度、文字典籍、生活习俗，将科举制度、儒家经典、服饰礼仪带回日本，融入本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风文化”；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国，也纷纷派遣留学生来华，在长安的国子学中学习儒家经典与礼仪规范，将唐代的崇文知礼传统引入朝鲜半岛，推动了当地文明的发展；西域各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交往，既带来了异域文化，也吸收了唐代的礼仪制度，形成了“胡汉交融”的文化景观，如胡服、胡乐、胡舞的传入，与唐代的礼仪文化相结合，丰富了崇文知礼的表达形式。
隋唐之际的崇文知礼，不再是单纯的制度规范或伦理说教，而是成为贯穿社会各阶层、渗透生活各领域的文明基因。它既是维系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滋养盛唐气象的精神土壤，更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巅峰并辐射东亚的核心力量。这一时期形成的礼仪体系与崇文传统，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宋、元、明、清的文明发展，更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财富，让“崇文知礼”成为华夏文明最鲜明的标识之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盛唐的大一统格局分崩离析，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梁、唐、晋、汉、周相继更迭，南方则割据为吴、南唐、吴越、闽、楚等十余个政权，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图景，让隋唐以来构建的完备礼制体系遭遇重创——宫廷礼乐废弛、官学教化中断、礼仪规范失序，“礼崩乐坏”的阴霾再次笼罩华夏大地。然而，崇文知礼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并未在战乱中湮灭，反而以“务实坚守”的姿态，在政权维系、士人修身、民间生活中延续传承，成为乱世中凝聚人心、维系文明脉络的精神纽带。
在政权层面，尽管各国统治者多以武立国，却深知“礼制正，则名分定；名分定，则天下安”的道理，纷纷以“承唐制、续礼乐”为政治诉求，在有限的范围内维系崇文知礼的制度框架。后唐庄宗李存勖虽以勇武着称，却极为推崇唐代礼乐，即位后即刻下令修复太常寺，召集流落民间的乐工、儒士，整理唐代遗留的礼乐典籍与仪轨，试图恢复宫廷祭祀、朝会的礼仪规范，其修订的《同光礼》虽规模远不及《大唐开元礼》，却保留了核心仪轨，成为乱世中礼制传承的重要载体；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少有的明君，他在位期间不仅推行经济改革，更重视文教与礼仪建设，下令搜求天下典籍、修缮学宫，重用儒臣修订律令，将“孝悌、忠信、礼义”等观念融入法律条文，同时规范官员服饰、车马仪仗，试图以礼制整饬社会秩序，为北宋的统一与礼制重建奠定了基础。南方的割据政权虽偏安一隅，却更注重以崇文知礼彰显正统、凝聚民心：南唐烈祖李昪立国后，以“恢复唐制”为旗帜，在金陵设立国子监，广纳天下贤士，教授儒家经典，李煜虽为亡国之君，却极具文学才华，其诗词作品中既蕴含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怆，也坚守着“谦恭有礼、温润如玉”的士人风范，而南唐的科举制度依然延续唐代旧制，以经义、诗赋取士，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吴越政权历代君主皆推崇文教，钱镠在位时设立“择能院”，选拔儒士为官，重视典籍整理与水利建设，其“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背后，暗含着对“礼义睦邻”的坚守，而钱弘俶时期更是大兴儒学，修缮孔庙、兴办书院，让江南地区的崇文风尚在乱世中得以延续。
在士人阶层，面对“王道衰微、乱世无道”的困境，文人士子以“修身守礼、传承文脉”为己任，将崇文知礼从制度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以着书立说、避世修身的方式，维系着文明的火种。这一时期的士人虽多有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之苦，却始终坚守儒家礼义准则，如冯道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虽被后世诟病“不忠”，却在乱世中主持编纂《九经》，历时二十余年完成雕版印刷，让儒家经典得以大规模传播，为礼仪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隐虽屡试不第，却始终坚守“仁礼”思想，其《谗书》中既有对乱世弊病的批判，也有对“礼义廉耻”的推崇，主张“礼者，天下之大本也”，成为乱世中士人守礼的精神象征。部分士人选择避世隐居，在山林间设立私学，教授弟子、整理典籍，如南方的武夷山区、庐山等地，成为士人避乱讲学的聚集地，他们既传授儒家经典与礼仪规范，也将民间习俗与礼仪观念相结合，让崇文知礼的观念在民间得以延续。此外，五代十国的文学艺术虽多沾染乱世的悲怆之气，却依然蕴含着礼仪内涵：词这一文学形式在此时走向成熟，温庭筠、韦庄等词人的作品，既有对爱情的歌颂，也有对“温婉有礼、含蓄内敛”的审美追求，而绘画艺术中，人物画多以历史典故、儒家先贤为题材，如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通过描绘帝王弈棋的场景，展现了“谦谦君子”的礼仪风范，成为传播礼义观念的重要载体。
在民间层面，尽管战乱频繁，普通民众依然坚守着世代相传的礼仪习俗，将崇文知礼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形成了“乱世守礼、以礼安身”的民间风尚。家庭伦理方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依然是民间家庭的核心准则，尽管生活困苦，民众依然重视子女的礼仪教育，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观念传递给后代；婚丧嫁娶方面，隋唐以来的“六礼”虽有所简化，却依然保留核心流程，如婚礼中的“纳采、迎亲”，丧礼中的“守孝、祭祀”，这些礼仪不仅是生活仪式，更是维系家庭伦理、邻里关系的重要纽带。民间信仰与礼仪也相互融合，佛教、道教的祭祀礼仪与民间习俗相结合，如庙会中的祈福仪式、节日中的祭祀活动，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也传播了“向善守礼”的观念；而商业活动中，尽管市场秩序混乱，商人依然遵循“童叟无欺、诚信经营”的礼仪准则，部分商业市镇甚至形成了行业规范，以礼仪约束商业行为，维系着基本的市场秩序。此外，民间的蒙学教育并未中断，《三字经》《百家姓》的雏形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些蒙学读物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传授识字、历史、礼仪知识，让普通民众的子女也能接受基础的崇文知礼教育，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的崇文知礼，虽无隋唐盛世的恢宏气象，却以“乱世坚守”的韧性，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核心脉络。政权层面的务实维系、士人阶层的精神坚守、民间层面的习俗延续，三者相互支撑，让崇文知礼在战火中得以存续。这一时期的坚守与调适，既保留了隋唐礼制的核心内涵，又根据乱世实际进行了简化与革新，为北宋统一后“崇文抑武”国策的推行与礼制的全面重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让华夏文明的“崇文知礼”基因在乱世中得以延续，从未中断。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并立、文化深度交融的新阶段。宋朝以华夏正统自居，延续隋唐以来的崇文传统并推向精致化；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吸收汉制精髓的基础上，将本民族文化融入礼仪体系；元朝大一统后，更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整合各族礼制，使崇文知礼突破了单一民族的界限，形成了“汉制为基、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这一时期，礼仪不再是汉族专属的文化标识，而是成为维系各政权统治、促进民族交融、凝聚社会共识的共同精神纽带。
宋朝鉴于五代十国武人乱政的教训，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崇文知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致化与全民化水平。在制度层面，宋朝完善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规模，确立“殿试”制度，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将“崇文”与“忠君”深度绑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文官集团成为统治核心，士大夫既执掌朝政，也承担着礼仪传承的使命——宋仁宗时期编纂《太常因革礼》，收录历代礼制沿革与宋代仪轨，从宫廷祭祀到民间婚丧，礼仪规范更为细致周全；朱熹编纂《四书章句集注》，将儒家经典通俗化、体系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准则，将礼仪观念从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其倡导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让崇文知礼渗透到孩童启蒙教育的全过程。在社会生活层面，宋朝的礼仪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精致化”的特征：家庭礼仪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等家训着作盛行，对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修身齐家作出详尽规范，“父慈子孝、夫义妇顺”成为民间家庭的行为准则；社交礼仪中，士大夫阶层兴起“雅集”风尚，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墨客聚会时，品茶、赏画、赋诗、论道，既展现了崇文情怀，也形成了“谦恭有礼、含蓄内敛”的社交规范；民间节庆礼仪更为丰富，春节守岁、元宵赏灯、清明扫墓、中秋赏月等习俗逐渐定型，这些节日既保留了“敬天法祖”的传统内涵，也融入了邻里互助、亲友团聚的礼仪元素，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仪式。文学艺术领域，宋词、宋画、理学思想相互交融，柳永、李清照的词作既抒发个人情志，也蕴含着“温婉有礼”的审美追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汴京城的市井百态，其中商铺经营的诚信礼仪、邻里交往的和睦氛围，正是宋代民间崇文知礼的生动写照。
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以游牧或渔猎文明为根基，却纷纷主动吸纳中原崇文知礼的传统，结合本民族特色构建起“胡汉合璧”的礼仪体系。辽国实行“南北面官制”，以汉制治理汉人、契丹制治理契丹人，在礼仪制度上既保留契丹族的祭祀习俗（如祭山、祭河、祭祖先），又全面吸收唐宋礼制——辽圣宗时期修订礼仪，模仿中原王朝设立太常寺、鸿胪寺，规范宫廷朝会、祭祀、册封等仪轨；辽道宗下令翻译《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为契丹文，在贵族中推行儒学教育，让“孝悌忠信”的礼仪观念融入契丹社会。西夏政权由党项族建立，李元昊称帝后虽刻意彰显民族特色，创立西夏文字、制定本族服饰，但在礼制核心层面仍以汉制为蓝本——仿照唐宋设立官学、推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编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忠君、孝亲、守信”等礼仪观念纳入法律条文，同时保留党项族“祭神、拜祖”的传统礼仪，形成了“汉礼为骨、夏俗为肉”的独特体系。金国由女真族建立，金熙宗时期推行“汉化改革”，废除女真旧制，全面采用唐宋礼制：仿照中原王朝修建太庙、社稷坛，规范祭祀礼仪；设立国子学、府学，教授儒家经典，科举制度以经义、词赋取士，女真贵族子弟需研习汉文化方能入仕；金章宗时期编纂《大金集礼》，系统整合唐宋礼制与女真习俗，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礼仪规范推广至女真民众，实现了“女真汉化、汉俗融胡”的深度交融。
元朝结束了多民族并立的局面，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其崇文知礼体系以“兼容并蓄”为核心，整合了汉、蒙古、西域等多民族的文化精华，呈现出“多元共生、全域辐射”的特征。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族，却并未摒弃中原礼制，而是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在中央设立太常礼仪院，专门负责祭祀、朝会等礼仪事务，基本沿用唐宋以来的核心仪轨，如祭天、祭地、宗庙祭祀等，以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同时保留蒙古族的传统礼仪，如“忽里勒台”（贵族议事会）、“诈马宴”（宫廷盛宴）等，让蒙古习俗与汉制礼仪并行不悖。在教育与文化层面，元朝推崇儒学，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在全国设立各级官学与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得以延续发展，同时鼓励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儒家经典，推动礼仪观念在各民族中的传播；此外，元朝重视多元文化交流，西域的伊斯兰教礼仪、佛教的藏传佛教礼仪与中原的儒家礼仪相互并存，民间生活中既有汉族的婚丧嫁娶礼仪，也有蒙古族的节庆习俗，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礼仪生态。在民间层面，元朝的崇文知礼呈现出“世俗化、普及化”的特征：蒙学教育更为兴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全民启蒙读物，普通民众通过蒙学接受基础的礼仪教育；商业活动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的礼仪准则被各民族商人共同遵循，元大都、泉州等商业城市成为多民族礼仪交融的舞台；家庭伦理方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依然是核心准则，不同民族的家庭在坚守本族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礼仪元素，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崇文知礼，打破了汉族单一文明的界限，在多民族的碰撞与交融中实现了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拓展。宋朝的精致化传承奠定了核心根基，辽夏金的本土化改造注入了多元活力，元朝的大一统整合实现了全域辐射。这一时期，崇文知礼不再是区分民族的标识，而是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对知识的尊崇、对伦理的坚守、对秩序的向往，跨越了语言、地域、民族的界限，成为维系大一统帝国、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力量，也为明清时期的礼制成熟与文明延续，奠定了“多元一体”的坚实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王朝迈入最后的鼎盛与收官阶段，大一统帝国的治理体系日趋成熟，崇文知礼作为维系皇权统治、凝聚社会共识、传承华夏文脉的核心力量，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极致规范化与社会层面的全面世俗化。明代以“恢复汉制”为旗帜，重构礼仪体系；清代则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融入满族文化元素，形成“汉礼为纲、满俗为辅”的格局。两代王朝通过严苛的制度规范、深入的教化推广与全面的生活渗透，让崇文知礼从宫廷礼制到市井民俗，从士大夫修身到平民日用，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文明浸润，成为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的重要精神底色。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着力摒弃元代多元混杂的礼制，全面恢复唐宋以来的华夏正统礼仪，构建起一套“等级森严、规范周全”的崇文知礼体系。在制度层面，明代将礼仪与皇权紧密绑定，编纂《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一系列典籍，详尽规范了从国家祭祀到民间婚丧的各类仪轨，小至服饰纹样、器物形制，大至朝会流程、祭祀大典，皆有明确的等级划分——皇帝的“十二章纹”冕服、亲王的“九章纹”礼服、官员的补服制度，将“尊卑有序”的礼仪内核具象化为可见的社会规范；科举制度在明代走向极致，以“八股取士”为核心，考试内容严格限定于《四书章句集注》，答题格式、行文风格皆有严苛要求，既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让“崇文”成为士人阶层唯一的仕途通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导向。在思想教化层面，明代推崇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确立为不可动摇的伦理准则，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设立“申明亭”“旌善亭”，张贴榜文、宣讲礼仪，教化民众“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民间家训着作空前繁荣，《朱子家训》《温氏母训》等读物深入千家万户，将礼仪教育融入家庭日常，从孩童启蒙的“洒扫应对”到成人处世的“诚信谦和”，形成了完整的礼仪教化链条。
在社会生活与各领域渗透中，明代的崇文知礼呈现出“世俗化、精细化”的特征。宫廷层面，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修建天坛、地坛、太庙等礼制建筑，完善祭天、祭地、祭祖的礼仪流程，以宏大的仪式彰显皇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民间层面，家庭礼仪日趋完善，“三书六礼”的婚礼流程、三年守孝的丧礼规范、宗族祠堂的祭祀仪式，成为维系家庭伦理与宗族凝聚的重要纽带，而宗族制度的兴盛更让礼仪规范得以强化，族长作为宗族的权威，负责传授礼仪、调解纠纷，将“孝悌忠信”的观念深深植入民间。文学艺术领域，明代小说、戏曲成为传播礼仪观念的重要载体，《三国演义》推崇“忠义勇武”的伦理，《水浒传》倡导“忠义孝悌”的品格，《西游记》暗含“修身向善”的寓意，这些通俗文学作品通过说书、演戏等形式传遍市井，让普通民众在娱乐中接受礼仪教化；手工艺领域，青花瓷、景泰蓝等器物的纹饰多融入“吉祥寓意”与礼仪元素，如“松竹梅”象征君子品格、“龙凤呈祥”寓意尊贵吉祥，将礼仪观念融入日常生活器物之中。此外，明代的商业礼仪也日趋成熟，晋商、徽商等商帮以“诚信经营、以义制利”为核心准则，制定行业规范、建立商会组织，将“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礼仪观念转化为商业伦理，既维系了市场秩序，也推动了商业文明的发展。
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崇文知礼的传承上采取“承袭明制、兼容满俗”的策略，既坚守华夏礼仪的核心内涵，又融入满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一体”礼仪体系。在制度层面，清代基本沿用明代的礼制框架，《大清会典》《皇朝通典》等典籍全面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礼仪规范，科举制度依然以八股取士、儒家经典为核心，官学、书院的教化体系也与明代一脉相承；同时，清代保留了满族的传统礼仪，如“祭堂子”“行萨满礼”等祭祀习俗，皇帝的“木兰秋狝”大典既体现了满族的尚武传统，也融入了“敬天法祖”的礼仪内涵，而满汉官员的礼仪往来、服饰制度的相互借鉴，更推动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在思想教化层面，清代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康熙皇帝组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既系统整理了历代儒家经典与礼仪典籍，也通过“文字狱”强化思想控制，确保礼仪观念的统一性；民间教化更为深入，清政府推行“乡约制度”，要求地方官每月召集民众宣讲《圣谕广训》，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观念普及到偏远乡村，而蒙学教育的兴盛让《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成为全民启蒙读物，让礼仪教育覆盖到社会的最底层。
清代的崇文知礼在民间生活中呈现出“全民化、固化化”的特征。家庭与宗族层面，宗族制度达到鼎盛，族谱的修订、祠堂的修建、族规的制定成为宗族生活的核心，族规中对祭祀礼仪、家庭伦理、邻里相处的详尽规定，将礼仪规范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节庆礼仪更为丰富，春节的拜年礼仪、清明的扫墓祭祖、中秋的团圆赏月、端午的龙舟竞渡，这些习俗既保留了“敬天法祖、尊老爱幼”的传统内涵，也融入了满汉民族的文化元素，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仪式。文学艺术领域，《红楼梦》以贾府的兴衰为线索，细致描绘了贵族家庭的礼仪生活，从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到社交往来，展现了清代上层社会的礼仪规范；京剧的兴起融合了南北戏曲的精华，其唱腔、身段、服饰皆蕴含着礼仪元素，经典剧目如《四郎探母》《霸王别姬》等，通过故事演绎传播“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此外，清代的中外交流也让崇文知礼的观念开始与外来文化碰撞，西方传教士来华后，既传播基督教教义，也带来了西方的礼仪文化，而清政府则以“天朝上国”自居，推行“朝贡体系”，要求外国使节遵循中国的朝贡礼仪，这种文化碰撞虽未改变崇文知礼的核心内涵，却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
明清两代的崇文知礼，既是对历代礼仪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王朝礼治体系的最终形态。明代的“恢复汉制”与清代的“兼容并蓄”，让崇文知礼在制度层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备性，在社会层面实现了全民化的浸润。它既是维系明清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尽管在晚清时期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而略显僵化，但其核心内涵——对知识的尊崇、对伦理的坚守、对秩序的追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文明基因，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崇文知礼领域，便已构建起以“理性精神”为内核、以“城邦/帝国秩序”为载体的完整体系，其影响贯穿西方文明始终，成为后世礼仪传统的精神源头。这一时期的崇文知礼，既非单纯的行为规范，更与哲学思辨、公民责任、法律制度深度绑定，呈现出“美德与秩序共生”的鲜明时代特征。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将礼仪视为塑造公民品格与维系城邦稳定的核心力量。在哲学层面，苏格拉底以“产婆术”式的对话，不断追问“何为正义”“何为节制”，将礼仪的本质归结为对自身美德的认知与践行，其思想虽无专着留存，却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录》得以传承，为礼仪注入了理性思辨的基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大美德确立为城邦公民的核心礼仪准则，提出不同阶层的公民应遵循相应的行为规范——统治者需以智慧引领，武士需以勇敢护卫，生产者需以节制劳作，三者各司其职、各守其礼，方能实现城邦的和谐有序；亚里士多德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系统阐释了“中庸之道”的礼仪哲学，认为“礼”是介于极端之间的适度行为，如“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庸”“慷慨是奢侈与吝啬的中庸”，同时在《政治学》中强调，礼仪教育是城邦公民教育的核心，通过音乐、体育、哲学的熏陶，培养公民“温文尔雅、尊重他人”的行为习惯。在社会生活层面，雅典城邦的公共空间成为礼仪实践的舞台：公民大会上，发言者需遵循平等对话、理性辩论的礼仪，禁止人身攻击与情绪化表达；戏剧公演时，观众需保持肃静、尊重演员与作品，这种公共礼仪既强化了公民的集体认同感，也塑造了“尊重多元、理性沟通”的社会风气。此外，古希腊的节庆礼仪也极具代表性，如奥林匹亚竞技会期间，各城邦需暂停战争、共同赴会，竞技者需遵循公平竞争的礼仪，观众需恪守观赛秩序，这种跨越城邦的礼仪共识，成为西方“公平竞赛”精神的源头。
古罗马则在继承古希腊礼仪精髓的基础上，以法律制度为骨架，将礼仪规范化、体系化，使其更适应帝国统治的需求。在法律层面，《十二铜表法》作为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不仅规定了财产、婚姻、继承等民事关系，更明确了人际往来的礼仪准则，如“不得在夜间喧哗扰民”“债务人需诚信履行债务”“祭祀时需遵守固定流程”等，将礼仪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西塞罗作为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与哲学家，在《论义务》中系统论述了公民的礼仪责任，倡导“诚信、谦逊、慷慨、责任”四大核心美德，认为礼仪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纽带”，无论是公共事务中的官员履职，还是私人生活中的邻里交往，都应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仪原则，其着作成为古罗马贵族的礼仪教科书。在帝国治理层面，古罗马构建了层级分明的礼仪体系：元老院议事时，元老需按等级就座、依次发言，遵循“尊重权威、理性议事”的礼仪；公共祭祀中，祭司需严格按照《罗马宗教历法》规定的流程献祭，帝王作为最高祭司，通过祭祀礼仪彰显“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外交场合中，外国使节需遵循罗马帝国的朝见礼仪，而罗马使节出使外邦时，也会尊重当地习俗，这种“兼容并蓄”的礼仪态度，为帝国的扩张与统治提供了助力。在日常生活层面，古罗马贵族家庭重视子女的礼仪教育，通过家庭教育传授“尊重长辈、善待奴隶、热情待客”等基本礼仪，而公共浴场、剧院等场所的礼仪规范，如“排队入场、衣着得体、不大声喧哗”等，也成为全民遵循的行为准则，推动了礼仪的世俗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