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希望这次能顺利的解除民朝禁令，让东吁的橡胶香料，檀木，稻米等农产品卖到民朝，经济东吁的财政压力小了，他们才有钱去购买造船厂，购买战舰。
大同历三十八年（1660年）二月十四日，吉大城，民朝南中总领事馆。
清晨，薄雾尚未完全散去，领事馆灰瓦白墙的院落里还带著南国特有的潮气。
夏允彝刚盥洗完毕，就在这时，领事馆随员轻叩房门，低声禀报：「总领事，东吁礼部尚书侯方域，偕同陈贞慧、冒襄、吴应箕、董其昌、李渔等诸位士绅商贾，已在大厅候著了，说是有急事求见。」
杜麟征可以因意气而避而不见，但这些掌管著东吁经济命脉、身家系于贸易的巨商们，却是一天也等不得了。他整了整衣襟走向接待大厅。
大厅内，侯方域背著手，不住地踱步，陈贞慧、冒襄等人或坐或立，皆神色凝重，低声交谈著，话语间满是「积压」、「周转」、「工钱」之类的词汇。
夏允彝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来到接待的大厅笑道：「朝宗，我刚想去拜访，却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见到夏允彝现身，众人如同见到救星，立刻围拢上来。
「仲彝兄！」侯方域抢上前一步，拱手为礼，也顾不得太多寒暄，开门见山道：「你可算是来了！纺织一业，关乎我东吁百万工匠衣食，数十万家庭生计！这禁令一日不除，我东吁便是百业凋敝，人心惶惶啊！还请早日奏请朝廷，解了这禁令吧！」
陈贞慧也接口道：「朝廷在藩国大会上明言，只要工钱达标，便考虑解除禁令。我等不敢怠慢，自去年腊月起，各坊各厂，已遵令将最低月工钱提至两块五角！可如今两月过去，货物堆积如山，银钱只出不进，朝廷的许可却迟迟未至！这————这岂非言而无信？」
「正是此理！」吴应箕声音也高了几分道：「朝廷若要查验，也该早些来！如今这般拖著，我等的工钱是付出去了，可货卖不掉，银库眼见著就要见底！再这么下去，莫说两块五，便是工匠们的饭碗都要保不住了！届时，朝廷一番为工匠谋利」的好意，岂不反成了害得他们流离失所的恶政？」
冒襄更是红著眼眶，几乎要落下泪来道：「仲彝，你去街上看看！吉大城里，已有十几家小织坊撑不下去，关门大吉！那些失了业的工匠，拖家带口，在码头、在街角乞食！朝廷的本意是好的，可若因这禁令拖延，逼得更多作坊倒闭，让更多工匠连饭都吃不上，这岂不是南辕北辙，违背了李元首天下工匠是一家」的初心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将这两个月来的焦虑、损失、以及对未来的恐慌，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他们本以为藩国大会之后，对东吁禁令就会解除，却没有想到，元首府给他们的回应是，要先等他们验证一番才会放开禁令。
这让他们空欢喜一场，他们从12月份就开始等，结果一直等到2月，两个月时间，他们多付了一倍的工钱。
结果生产的货物还不能卖出去，许多人生产的货物堆积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再不想办法打通市场，人就要破产，作坊也就倒了，所以他们就非常著急，早一天打通市场也好啊。
「诸位的难处，夏某知晓，朝廷亦非有意拖延。元首府有令，解除禁令，非凭一纸空文，需眼见为实，验证尔等提升工匠待遇之承诺，是否真正落地生根，而非朝令夕改、阳奉阴违之策。」
「既然朝宗兄言道，东吁经济已到危急存亡之秋，那便事不宜迟，即刻开始验证吧！」
他提高声音，唤道：「胡强司长！赵旭主事！」
「卑职在！」早已候在厅外的胡强、赵旭应声而入，两人皆穿著民朝工匠司的深灰色制服，胸前佩戴铜质徽记，神情肃穆干练。
「点齐随员，带上验厂文书、量具与帐册核查人员，」夏允彝命令道，「我们第一站，就去吉大城的纺织工业区。」
侯方域闻言，脸上瞬间由忧转喜道：「马车早已备好，就在馆外！由侯某亲自为仲彝及诸位引路！」
夏允彝微微颔首，不再多言。侯方域办事果然周到，领事馆外，不仅停著他的私人马车，后面还跟著两辆宽的、能容纳十余人的大型公共马车，显然是给工匠司的核查队伍准备的。陈贞慧、
冒襄等人也纷纷登上自家的车驾。
很快，一支由数十辆各式马车组成的浩荡队伍，便从领事馆门前启程，朝著城西的纺织工业区而行。
这支显眼的车队穿行在吉大城的街道上，立刻引起了沿途百姓的瞩目和窃窃私语。
「看！侯尚书他们从民朝总领事馆出来了。」
「还有陈老爷他们的车！这是要去工厂区了吧？」
「老天保佑，可一定要谈成啊！再这么下去，米都快买不起了！」
「工钱还没涨，房租先涨，小摊上的肉饼也涨了两文！再涨下去，我等就要活不下去了。」
「我家那口子在码头扛活，现在连包月的工都没了，东家说以后按件计钱，干得多拿得多，听起来是好，可活计不稳定，时有时无，算下来还不如从前————」
经济危机对普通百姓伤害最大，12月份的时候，解除禁令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他们工钱最低被定在了两块五，所有的百姓都欢呼雀跃，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会好转，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的工钱都得到了提升。工匠们憧憬著收入增加，日子会好过一些。
然而现实很快泼下一盆冷水。市场的反应迅捷冷酷。首先发难的是房东们。几乎一夜之间，吉大城及各大工业城镇的房租应声上涨，涨幅从三成到一倍不等。房东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工匠们有钱了，自然该住好点、付多点。」
接著，遍布街头巷尾的食肆、摊贩也开始调价。一碗素面涨一文，肉饼涨两文，连最劣质的、
掺了水的米酒，每碗也悄悄涨了一两文。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亦有不同程度的浮动。
但他们的工钱根本没有涨啊，这些工匠们欲哭无泪。在雇佣关系上。许多作坊主、运输行、货栈的东家，为了规避「最低工钱」带来的固定人力成本上涨，同时应对未来可能更严格的工时监管，纷纷「创新」用工模式。
大批原本签有长期雇佣契约的工匠、车夫、搬运工被解聘或「转换身份」。他们拿到手的，是一份份所谓的「合作契约」或「承揽协议」，原来的东家变成了「平台」或「发包方」，车辆、工具需要他们自己租赁或购买，收入则完全与「接单量」或「工作量」挂钩，总之大家身份都平等了，我是东家，你也是东家，都是在为自己打工，自然就不存在盘剥问题，也不存在8小时工作，你自己爱干多久干多久。
于是东吁街头瞬间冒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体户」。拉黄包车的车夫需要自己负担更高的牌照费和车辆租金，收入却因竞争激烈和平台抽成而未增加。
码头的力夫需要拼命抢活才能维持往日收入；甚至一些小型纺织作坊，也将部分工序外包给家庭，按件计酬。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释放了经营活力」，工匠「多劳多得」。但实际上，这是将市场风险和成本最大限度地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工匠身上。
他们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在通胀的压力下，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
承担更多风险，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反而加剧了。
纸面上的「两块五」，在缺乏配套监管和社会福利支撑的东吁，被层层盘剥和通胀吞噬，最终落到工匠手中的真实购买力，未必有实质改善，甚至可能因雇佣关系的不稳定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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