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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尼防线以内的红河三角洲，是法军的。防线以外的茫茫群山，是越盟的。各过各的，相安无事。至少沙朗将军希望在他的任期内，是这样的。
此战结束，“教练”便回了北京。身体需要休养，安南的局势也暂告一段落。该教的教了，该打的打了，剩下的路，得靠越盟自己走了。
同一时间，半岛方向的谈判也波澜不惊。双方代表团大眼瞪小眼，从冬拖到春，一直拖到四月，所有人都觉得：继续这么吵下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车轱辘话来回讲，像两台坏了的留声机，各放各的唱片。翻译员都懒得张嘴了，因为谁也没在听对方说什么。
这个无聊到令人发指的会议，在4月11日至16日达到了高潮。六天时间，开了六次会议，合计用时：五分钟。
为什么这么短？因为会议的内容，翻来覆去就四个字：宣布开会，宣布散会。主持人后来都说顺嘴了，最快的一次，从敲槌到再敲槌，只用了二十五秒。
也就是在四月，军委安排彭老总回北京治病，休养身体。由“旅长”接替他在前线的职务。
说来也巧，两位从海外战场待过的指挥官，居然在同一家疗养所里碰了面。
这一碰面，可不寂寞了。两个老战友，两张藤椅，一壶茶，有聊不完的话题。
“教练”详细地给彭老总汇报安南的情况：越盟的底子有多薄，文哥有多着急，那两招声东击西是怎么打出来的，塔西尼如何被气回了巴黎，沙朗如何缩回去修防线……讲着讲着，声音就大了，手势就多了，大有一吐为快的意思。
彭老总听着，笑着，不时点点头。
等“教练”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开口：“他们还稚嫩。这没什么关系，咱们不也是一点一点总结出经验来的吗？”
说着，他转过身，从床头柜上拿过一个旧笔记本，拍了拍上面的灰，递了过去。
“来，我这里有一本笔记，是当年晋西北根据地向我汇报战况时做的记录。你拿给他们看看，也好做点启发嘛。”
“教练”接过来，随手翻了几页。纸已经泛黄了，字迹密密麻麻，有战情分析，有经验总结，还有彭老总随手批注的几行红字，简明，干脆，一刀见血。
这本笔记后来被转交到了越盟手中。
说来也有意思，本是借出去的东西，却如泥牛入海，再也没见着原本。谁也没想到，那本普普通通的、纸页泛黄的笔记本，后来竟成了越盟的“作战宝典”。
再后来，被安放在他们的军事博物馆里，作为重要展品，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注视。
纸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可那段岁月里的智慧和情谊，却清清楚楚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