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这一仗总的说我军达到了战役目的，光是消灭日军重建的第十师团主力这一条，就足够让日军震动了。
罗荣桓说的有理，刘一民其实心里也明白，只不过他掌军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达不成战役目标的事情，都是他算计小鬼子，而且一算一个准。就是上次日军在陇海路设防企图围歼我南下主力，最后也是被我军重创，那也是个胜仗，达到了我军北返目的。因此，听了罗荣桓的话，刘一民仍然郁闷不已。
蔡中见不得刘一民脸上死气沉沉的样子，提醒说：“师长，不要再不高兴了。李清他们打的已经很好了。这也是我军精锐，敢于扑向五万日军组成的重兵集团，而且想一口吞下去。要是换做蒋介石的部队，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能够在全线攻击后干净利落的从容撤出战斗。你看看一再吹嘘的长沙会战大捷，成建制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没有就是那个连续被沉重打击的106师团，竟然也能在几个军的包围中破围而出，简直不可思议。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考虑下一步，日军不会对第十师团主力被歼置之不理的，他们一定会大规模报复的。”
刘一民这才不再后悔、假设，收拾心情，沉思一会儿，给李清回电并转雷鸣、陈大勇、赵山、高锦纯，指出，此次鲁中作战，原计划是以伏击战法歼敌一部。但是由于敌情变化，加上鲁南大捷消息泄露，日军高度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圃守，伏击战打成了进攻作战，达不到战役预期目的是很正常的。这说明四点，一是日军绝对不是软柿子，不能以日军警备师团初上战场时的老眼光来看待第三十二师团、三十六师团以及华北的其它日军警备师团。这些警备师团，经过战场磨练和强化训练，已经成了战斗力强劲的精锐部队。此次鲁中作战日军没有出现原来那种一战即溃的情况，就是明证。二是歼灭日军师团级、旅团级、联队级部队，最好的战法还是伏击战，以优势兵力设伏，采取谜敌、惑敌、诱敌办法，劝君入瓮，一鼓而歼之。象我军消灭第八师团、第十师团和此次消灭重建的日军第十师团，都是这种战法的经典之作。三是野战条件下，我军可以集中三倍于敌甚至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于运动中分割包围日军，达到迅速歼敌目的。四是攻击日军重兵设防阵地时，我军炮火应数倍于敌、兵力数倍于敌，并提前准备，采取连续作战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攻击日军重兵集团不可取。
刘一民在电报中勉励李清，说是此战既起到了侦查日军大规模整训后战斗力水平的作用，也检验了我军战斗力。在几乎是同等兵力情况下，日军又凭借既设阵地固守，我军仍然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实施大规模攻击，迫使日军一退再退，丢盔弃甲，攻击歼敌后又从容撤退，伤亡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说明我军不愧是百战精锐、抗日主力。如果换做一般部队，攻击时间一长，伤亡就会过大，白天再遭到日军航空兵轰炸，搞不好还会在日军的反击中蒙受重大损失。
刘一民指示鲁中我军隐蔽休整后，以小部队指挥地方武装伪装主力对日军展开高频率的游击战，疲惫日军，使其不能倾全力夹击我在济南地区展开的袁国平、许光达部。教三旅、教四旅、教七旅立即转向济南方向，协助袁国平部、许光达部全力横扫济南地区，彻底摧毁日军重建的伪政权、伪地方武装，造成重兵威逼济南之势，在济南外围重寻战机，力争完成消灭日军主力至少一个旅团的任务。重点作战目标为驻守童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教八旅、胶东警备旅坚持鲁东作战，以日军第一师团第二旅团和重炮旅团以及驻守胶县的独立混成第18旅团为作战目标，力争诱敌离开坚固设防城镇，利用夜战在野外歼敌，进一步消耗日军。完成任务后，备警备旅回防根据地，主力隐蔽集中，准备应对日军重兵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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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九四章告刁状
10月10日，双十节。
一大早，蒋介石就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蒋介石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非好战之国，是日本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头上。开战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日本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日本虽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但是人口有限，战争潜力有限，长期下去，日本国必然战败，最近一段时间的随枣会战胜利、长沙会战胜利、苏鲁战区鲁南大捷就是明证。特别是昨日夜里的鲁南大捷，我苏鲁战区部队将士用命，全歼日军重建的第十师团主力，给中华民国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也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
蒋介石可能也是受连战连捷的鼓舞，坚定了抗战信心，讲话显得有点意气风发，似乎又回到了率军北伐时候，通篇都是鼓舞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
从广播电台回到官邸后，蒋介石召见了从山东乘飞机回到重庆的沈鸿烈。
沈鸿烈回到重庆后，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即时召见，心里有点怅然若失。这一接到委员长接见的通知，沈鸿烈好好准备了一下，早早就来到官邸等候。
这个时候，蒋介石官邸已经从储奇门的委员长行营搬到了曾家岩的德安里101号，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在院内办公。
蒋介石在重庆共有5处官邸，早期的储奇门委员长行营，德安里101号，重庆南山镇黄山云岫别墅，小泉校长富邸，沙坪坝区歌乐山上的林园1号楼。其中在重庆市区的就是德安里101号了。
德安里101号在国民党重庆陪都备军事机关名册上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室发端于蒋介石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候的办公厅，当时编制仅有随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官等寥寥数人，掌管起草文件、翻译电报、誊缮书信及处理机密文件，并负责官邸及蒋的人身安全。到1926年北伐战争时，蒋介石又增加了侍从参谋一职，随他赴战场指挥作战。不过，这个时候的办公厅还不是侍从室，因为人数少，而且也没有列入党政军正规编制，只是蒋介石个人的服务机构。
侍从室真正建立是在”一二八事变”后。
1932年3月，国民政府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出任委员长。4月，蒋介石按照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汉口设立鄂豫皖剿共指挥部，破格任命杨永泰担任鄂豫皖剿共指挥部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