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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烛龙的第一壁材料能不能烧不裂。在逐日工程的月球基地能不能按期扎下去。在鲲鹏的下一轮解析能不能扒开附录里那些黄色高亮。在这个从泥里爬起来的群体，能不能在学会攥紧拳头的同时，也学会松开手。
天上的眼睛继续看着。
淡漠，耐心，不干预。
但不再只是看着。
它们刚刚动了手。很轻。轻到没人察觉。
像一只蝴蝶落在肩膀上。
你没感觉。但翅膀上的粉，已经沾上了。
千禧年那场狂欢，林舟是从电视上看的。
纽约时代广场，人挤人，彩带满天飞，大统领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背后星条旗，两侧天竺葵，手指往天花板上一指——“从天上来。”底下的人疯了，喊USA喊得跟打桩似的。林舟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高碎，看了一会儿，换台。莫斯科红场，雪积了半尺厚，喇叭放进行曲，风把声音撕成一条一条的。几百号人缩着脖子站在广场上，主持人喊新年快乐，底下应得有气无力。有个穿旧军大衣的老头从队伍里探出身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天上有邻居？好啊，让他们下来帮我排队。”
林舟把电视关了。
机房外面，渤海湾的海面黑沉沉的。小周趴在隔壁桌上打呼噜，鲲鹏的终端屏幕还亮着，第三轮解析进度条走到百分之八十七。林舟端起缸子喝了口茶，凉的，苦得他皱眉头。他把缸子放下，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黑板上“逐日”两个字还在，旁边一行小字——“灶膛。不是柴火垛。”最答。”
他拿起粉笔，在“2010”后面划了一道杠，写上“2001-2004”。然后退后一步，看了看。
四年。
天上的人给四年。
够干什么？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够也得够。
星条国那边的“星门”计划，宣传片拍得跟好莱坞大片似的。大统领在国会山拍桌子，说十年之内，星条旗插上火星。报纸上天天登，电视里天天播，连饮料瓶盖上都印着“火星2010”的字样。航天局的人穿着连体服在镜头前走来走去，背后是火箭模型和电脑渲染图，流线型外壳，蓝白色灯光，控制室全是大屏幕。记者问技术细节，他们说涉及国家安全。问预算，他们说自由世界的未来不能用钱衡量。问进度——他们说一切顺利。
实际上呢？
负责“星门”的副总管是个光头，叫格林，以前在军火公司干过。他手里攥着的不是火箭图纸，是预算表。第一次载人绕月实验，火箭刚点着火，助推器分离就出了问题。飞船在天上转了三圈，差点下不来。调查组查了三个月，结论是——密封圈。跟八十年代那回一样。换了供应商，省了三分之一的钱，结果省出一地鸡毛。
格林把报告往抽屉里一塞，给上面打电话：“问题解决了。进度不受影响。”
上面问：“什么时候能飞？”
格林看了一眼日历。“三年。”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桌上摊着火星计划的预算表，红色的超支项一串一串的，跟鞭炮似的。他把预算表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宣传继续。研发暂缓。先保中期选举。”
这是2001年的事。
到2002年，“星门”的宣传机器已经开足马力。大统领的支持率往上涨了五个点，报纸上说他是“星际时代的领航者”。好莱坞拍了部电影，讲星条国航天员在火星上遇到外星人，外星人竖着大拇指说“USA Nuber One”。票房炸了。电影首映礼上，格林坐在第三排，鼓掌鼓得手心发红。走出影院的时候，助理凑过来小声说：“绕月实验又推迟了。这次是导航系统。”
格林脚步没停。“推到什么时候？”
“明年。”
“那就明年。”
助理张了张嘴，没敢再问。
2003年，绕月实验终于飞了。飞船在月球轨道上转了六圈，航天员隔着舷窗拍了张照片——月球表面，灰扑扑的，坑坑洼洼的。照片传回地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大统领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着镜头说：“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再次迈出。”没人提那飞船回来的时候差点烧了防热瓦。没人提火星计划已经从2010年悄悄改到了2015年，又从2015年改到了“适当的时候”。没人提航天局的工程师走了一半——被私企挖走的，工资翻倍。
格林在年终总结报告里写：“星门计划持续推进中，各项指标符合预期。”报告交上去，批下来一笔追加预算。他用这笔钱又拍了一条宣传片，这次请了好莱坞导演，航拍，大场面，背景音乐用国歌变奏。片子播出去那天，时代广场又挤满了人。还是狂欢。还是USA。还是山巅之城。
只是山巅上的人，开始往下掉砖头了。
大统领的支持率在2004年初跌了。不是因为“星门”——“星门”还好好的，至少电视上好好的。是因为面包贵了，油价涨了，工厂关了，街上的人多了。东西海岸的精英们在讨论火星殖民地的法律框架，铁锈带的工人正在排队领救济。一边是星际时代，一边是铁锈时代。两个时代挤在同一个国家里，中间隔着一条裂谷。
裂谷越来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