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三桂反清时，离明朝灭亡已经三十年，怀念故明的前朝遗民大都已至中老年，青壮年汉人对故明的印象已经不深，对前朝往事基本就是从上辈人那里听来的，汉人的民族情感已不如清军初入关时那么强烈。
2，经过清初二十年不间断的反清斗争，社会及民众需要休养生息，渴望社会安定。
3，满清经过多年征战，统一了前明除台湾外的几乎所有领土，拥有的人力、物力、土地等战争资源亦非初入关时可比。
4，全国各地反清势力除台湾郑氏集团外，已基本被消灭光。
5，吴三桂本人也已年过六旬，垂垂老矣，不管是身体状况、精力还是进取心，较于年轻时无疑都会大打折扣，不会轻易也没必要舍弃眼前的高官厚禄再冒灭族的风险去造反。且早年跟随其征战四方的关宁军已不复存在，后来招募的军队，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对吴氏的忠诚度都远非关宁军可比。
二，耿精忠方面。无力主动发难。
耿精忠出生的那一年，清军入关。用现在的话说，他是生在“新社会”，长在黄旗下耿精忠祖父耿仲明被编入汉军正黄旗，是耿家降清后的第三代。以这种人生经历，无论是资历、声望、军事才能各方面，都不能与吴三桂和尚可喜同日而语。而且，耿的军事实力也不强。
据魏源的记载，耿精忠与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一佐领约二百人、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12。即便他们“旗下所蓄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13，耿、尚二藩各自兵力也不会超过二三万人。凭耿精忠的那点能耐和实力，若没人挑头，耿精忠想都不会去想反叛的事。
三，尚可喜方面。至死未叛。
早在康熙批准撤藩时，尚氏即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尚氏遵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尚可喜尽全力平叛，有数次军情危急，甚至准备好了柴薪要举火自焚。
对尚氏的一片忠心，康熙颇为感动。十三年1674十月，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14；十四年1675正月，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上谕“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王爵。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15；除了封官进爵，康熙还大打亲情牌，对尚氏进行感情笼络，甚至彼此以父子相喻，二月一日，康熙批示：“今览王奏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16。及可喜死，康熙叹曰：“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17，可谓对尚氏的盖棺之论。
撤藩前，康熙还信誓旦旦地说尚氏“蓄彼凶谋已久”，在三桂叛乱后却又跟尚氏套近乎“朕与王情同父子”，让人一笑置之，“一切皆有可能”这颇类似于今人为了利益而认干爹。
康熙所谓“三桂蓄异志久”18，很难让人信服。三桂若早欲反清，何以要坐失良机，偏要等到自己年迈、各方面形势皆不如昔时去反抛开人品的因素单说能力，三桂也算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名将者，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乃基本功。三桂难道连那么明显的优劣势都不能辨析为满清的江山鞍前马后，立下不世之勋，在用千万反清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头上那顶王冠的同时，他把全国人民都给得罪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坐镇云南后，三桂始终保留大量军队，也是借鉴历史教训的结果和谙熟政治的表现，因此，“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19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康熙撤藩，要剥夺其一切军政权力时，非但三桂本人，其部下的抵触情绪也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20，他周围的一些核心人物不甘心俯首听命。其侄儿吴应期劝道：“就迁于辽东，他日吹毛索瘢，只就戮耳，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21这从侧面也可看出三桂反清是无奈之举。更直接反映叛清实非其所愿的实例，是在其子吴应熊被康熙杀掉后，“三桂善持两端，反后颇中悔。及闻应熊讣，时方饮，停杯涕泣曰：今日乃真骑虎矣”22。说明吴三桂有些后悔叛清，面对既成事实，颇感骑虎难下。
可见，所谓“三藩之乱”，并非早有预谋。只是因为康熙的撤藩政策，操之过急或过猛，损害了他们及其集团的既得利益，才导致叛乱的发生。
二、撤藩得失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康熙撤藩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之举。当时三藩的存在，的确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不小威胁，也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三藩的作为也多不得民心，引起驻镇地区民众的广泛不满。但康熙撤藩却失之于轻率，具体做法有很大的缺陷。
一三藩的危害。这从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三藩兵权在握，拥兵自重。其旗下兵将皆跟随各藩征战多年，早带有私人武装性质。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不能不与国家的集权与统一产生矛盾。
2，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三藩自己搜刮来的财富都窃为己有，养兵和行政开支则从朝廷索取。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23。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24，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3，横征暴敛，非法聚财，广设苛捐杂税，并用搜刮来的钱财广泛培植私人势力。如吴三桂在云贵就抛赠巨金，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凡“有才望素著者，及仪表伟岸者，百计罗致，命投藩下，蓄为私人”25。刘健的庭闻录卷四记载有关于他父亲刘昆的一件事：康熙十一年1672，刘昆由束鹿知县擢云南府同知，十一月上任，三天后按例拜谒平西王府。“三桂目矚先公谓胡国柱三桂女婿曰：科甲中有此一人，大奇明日，国柱代王报谒，随遣客道意。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客愕然问故。先公曰：己亥年，廷试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当客來时，袖出冯某投身契一紙云：立卖身婚书